专家认为：生态补偿政策定得太模糊，问题就失去了焦点，导致难以落实

生态补偿被认为是一项牵涉面广、矛盾复杂的浩大工程。生态补偿制度是对既有利益格局的再分配，加之各省省情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居民收入状况不同，对生态补偿的认识、对共有资源价值的认识有差别，可能无法达成共识，生态补偿常常陷入“只说不做”、“知易行难”的困局。

2007年，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出台《关于开展生态补偿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明确生态补偿的原则，即：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谁污染、谁付费。不过，几年的实践表明，生态补偿机制究竟该如何建立，国家层面始终没有明晰。

2010年4月，由国家发改委领衔的《生态补偿条例》（草案）起草领导小组、工作小组和专家咨询委员会成立。这意味着，生态补偿正式进入法律起草阶段。

两年过去了，尚无消息证明《条例》的起草工作有明确的进展。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环资委法案室副巡视员王凤春认为，生态补偿是个复杂的概念，要处理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要取得实质性进展会面临许多困难。他分析，这项《条例》短期内很难有大的进展。

不过，在此之前，倒是有一些地方开始了零星的探索。事实证明，地方的实践提供了一些值得参考的样本。

2012年，成都市决定，市级财政每年安排不少于6000万元用于成都市自来水六厂饮用水源保护，专项用于饮用水源保护项目建设、保护区内群众生态补偿等。这笔资金主要用在水源地、成都市所辖的郫县，有关部门与郫县政府签订目标责任书，年底实施考核。

成都市还从2012年起全面推行河道跨界断面水质超标资金扣缴制度，对出境断面超标的区（市、县），由成都市直接从其财政中扣取资金，用于全市水环境治理工作。

另一项突破性的探索体现在跨区域补偿方面，成都市和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进行了一次各方颇为满意的探索。

2008年汶川特大地震后，位于岷江上游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一些工业项目，借着灾后重建的契机，迁到下游的成都市金堂县。成都和阿坝联合开办成阿工业园区，成都投资60%，阿坝投资40%，利润则按照成都35%、阿坝65%的比例进行分配。

此举的好处在于，曾在上游对成都市饮用水源构成潜在威胁的工业项目，迁到下游后不再污染成都的饮用水源。同时，上游阿坝的经济发展，在成都市的支持下，依然得到保障。

四川省环保厅副厅长钟勤建说，跨市、跨省的生态补偿是难点，比如四川的沱江、岷江流经多个地市，上下游如何协商，需要四川省来筹划。

相似的案例在国内还有不少，不仅有跨县、跨市的，还有跨省的。

2011年12月20日，陕西省环保厅、财政厅负责人前往甘肃，向甘肃省天水、定西两市送去了600万元渭河上游水质保护生态补偿资金。报道显示，这是全国首例省际生态补偿。双方约定，补偿资金将专项用于支持渭河流域上游甘肃两市污染治理工程、水源地生态建设工程和水质监测能力提升项目，不得用于平衡财力。

王凤春认为，生态补偿要落实，还是要针对一些具体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举措。他肯定了成都和阿坝的补偿模式，认为这解决了具体的问题。

王凤春说，不少地方提出了生态补偿的政策措施，但大都很难落实，问题在于政策提得太模糊，问题就失去了焦点。（记者 王鑫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