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改革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十二五”时期的改革包括了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是多位一体的全面改革。十八大报告指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仅要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而且要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协同推进。这对当前的财政改革提出了新要求。

　　以财政改革来全面推动政府改革、社会改革、经济改革，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是当前约束条件下最具有可行性的切入点

　　在过去的经济改革中，财政改革是“先行官”。而到今天，无论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还是社会改革，财政改革依然要先行。财政不只是简单地收钱和花钱，而是涉及到市场运行，更涉及到政府运行和社会运行，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安危。例如，作为财政核心的预算，其本身就是约束政府活动范围和方向的最重要工具，预算改革同时构成了政府改革的一部分。公共服务的提供，不只是财政花多少钱这样一个核算问题，而是构成社会利益关系的一部分，与社会公平正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如果社会欠缺公平正义，那只能是说国家财政制度存在缺失。而这种缺失，恰恰与对财政改革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到位有关。

　　新时期的财政制度，不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也是建设服务性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就此而言，财政改革也是政府改革、社会改革的基础。以财政改革来全面推动政府改革、社会改革、经济改革，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是当前约束条件下最具有可行性的切入点。

　　从系统论观点来看，新时期财政改革为社会改革服务，也可以说是换一种方式在为经济改革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创造社会条件

　　如果说过去的财政改革主要是为经济改革服务，那么，新时期的财政改革则应定位到主要为社会改革服务。概括起来，社会改革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改革，二是社会与市场关系的改革。经济改革的指向是经济效率，社会改革的指向则是社会平等。经济改革是属于生产方式的改革，解决财富创造的动力问题，或者如经济学中所讲的私人激励问题。社会改革属于利益分配方式的改革，解决社会财富支配、使用和消费中的公共性问题，或者说个人、组织和利益群体的公共激励问题。整体看，社会改革比经济改革更复杂，难度更大，而又无现成的模式可寻。资本主义从早期到现在，社会财富支配和使用中的公共激励至今未解决好，社会财富消费的差距不断扩大。而这恰恰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共同富裕，即社会财富的基本消费平等化。我国社会财富总量已经大大增加了，但在社会层面却反映出社会财富消费严重不平等，消费差距扩大，并已经大于收入差距。公共消费是缩小社会差距的重要途径。社会改革的目标，一方面，是增强政府在公共消费中的作用，尤其在健康消费、教育消费、环境消费、生存性消费等方面归位；另一方面，是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消费中的作用，让社会组织在健康、教育和环保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不仅通过政府，而且通过社会自身来缩小社会财富支配和使用中的差距，促进消费权利的社会平等。

　　公共消费的作用，不只是有助于社会平等与社会和谐稳定，还为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增长提供直接动力。所以，从系统论观点来看，新时期财政改革为社会改革服务，也可以说是换一种方式在为经济改革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健全创造社会条件。

　　财政改革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把财政改革放到国家公共治理的核心位置中来

　　政府改革或政府职能的转换，是我国“十二五”期间各项改革能否推进的关键。过去以经济改革为主，通过放权、分权和减税让利，政府改革实现了政府经济职能的调整和转换，尽管还不彻底，毕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而随着社会改革成为新时期改革的重点，政府的社会职能转换则成为新时期政府改革的主要内容。财政改革也相应体现在社会领域，为政府改革服务。财政对政府活动发挥基础性作用，也发挥着约束性作用。也正因为这一点，财政改革对政府改革具有双重性：既可以促进政府改革，也可以拖曳政府改革。如果我们看不到我国新时期改革的总体要求和改革主次交替的变化，财政改革产生的作用就会拖后腿，滞缓政府改革。

　　因此，财政改革的主动性就显得十分重要。推动财政改革要超脱部门观念，要站在国家的立场上来看待财政改革的意义和作用。显然，财政改革需要社会各界的参与，既需要社会大众的推动，更需要高层决策机构的高度重视，把财政以及财政改革放到国家公共治理的核心位置中来。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