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是我国现代农民运动的先驱和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在长期艰苦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把农民作为重要的宣传对象，积极创办刊物和撰写文章，组建专门的宣传机构和队伍，运用多种多样的宣传策略与方法，通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宣传活动，引导、动员和组织农民起来投身革命运动，为我们党早期的农村宣传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同时也为我国现阶段加强和改进党的农村宣传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启示。

高度重视农村宣传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中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由于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且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最深，反抗性和革命性也最强，因而农民就成为了革命运动的主力军和依靠对象。彭湃是我们党最早对农民的革命性有明确认识的革命家之一，也是最早从事农村宣传与农民运动的实践家。他指出：“中国实行国民革命，工人想革命成功，不能忽视农民。”他通过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发现，宣传是对农民进行思想教育和政治动员的重要基础和前提，也是能否发动和组织群众的关键因素。于是，他决定从开展宣传工作入手，并由宣传工作进一步发展到组织工作，从而为开展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据统计，“宣传”二字在彭湃的名著《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出现了29处，在《彭湃文集》中共有65处，足见宣传工作在其心目中具有的重要地位。彭湃认为，宣传可以“增进农民智识”，“以坚农民信仰”，“使其团结起来”。因此，他始终把农民作为宣传对象的主体，积极开展“宣传下乡”运动，通过一系列富有乡土特色的宣传活动，动员和组织农民团结起来进行革命斗争。

注重把握宣传对象的心理特点。彭湃在《海丰农民运动报告》中指出：“农民的思想，一半是父传子子传孙地传下来，一半是从戏曲的歌文中所影响而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人生观。以反抗（革命）为罪恶，以顺从（安分）为美德……他如菩萨鬼怪等说，更为农民所信仰。”当彭湃决心到农村去开展工作时，便有人反对说：“农民散漫极了，不但毫无结合之可能，而且无智识，不易宣传。”面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彭湃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谋求农民在政治与经济上的解放，才能最终实现思想上的解放。因此，他并没有不顾农村的客观社会现状去大谈破除迷信，打破农民的传统信仰观念，而是充分尊重并利用农民的信仰心理和行为，以此来实现政治宣传的目的。他选择作为民间信仰载体的寺庙、祠堂等作为宣传阵地和办公场所，并以农民所乐于接受的方式开展教育引导和组织工作。在农会成立大会上，针对农民欢呼“彭湃当皇帝，天下就太平”这种期盼救世主的心态，彭湃及时向他们灌输新思想，强调只有“农友真正当家做主，天下才能太平”。

不断加强宣传机构的组织建设。彭湃领导农民运动的革命生涯，最初是通过对农民的宣传鼓动开始的，而龙山庙则是他的第一个宣传场所。他独自一人经过多日辛苦的宣传与演讲活动，结识了青年农民张妈安、林沛等人，形成了最初的“六人农会”，也就是当时最早的农村宣传小组。他们一起走村串户，利用夜晚的农闲时间，通过玩魔术、放录音等方式把农民召集起来，然后对他们发表演讲，进行交流对话。彭湃说：“我演了魔术，农民就喝彩，我乘兴就演讲，结果也是很好。”在彭湃的积极宣传和精心组织下，海陆丰等地及广东省的农民协会纷纷建立。为了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工作，各级农会都设置了专门的宣传部门，组建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在农会的宣传队伍中，主要有学校校长、教师和学生等知识分子，其中宣传人员比其他部门的人数都多，而且彭湃还亲自负责宣传工作。对于同情农民、愿意为农会工作的知识分子，农会大多安排他们从事宣传工作，到各地乡村去巡回演讲等。彭湃还特别强调指出，青年团“可供做宣传的机关”。此外，彭湃还创办了农民业余学校，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使学校成了对广大农民及其青年子弟进行政治宣传和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

积极拓展农村宣传的媒介渠道。早在从事农民运动之前，彭湃就积极支持并参与创办海丰学生联合会进步刊物《新海丰》，并在创刊号上发表《告同胞》一文，主张打倒反动政府，实行社会革命。1922年，彭湃与好友一起创办了《赤心周刊》，“自命为工农群众的喉舌”，与由政客把持的《陆安日报》开展思想论战。他为《赤心周刊》设计了一幅封面图案：一位满腔怒火、衣衫破烂的工人，用尽全身的力量挣断了捆绑住手脚和颈项的锁链，巍然屹立在地球之巅，上书“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横幅标语。1926年，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主办的刊物《中国农民》、《犁头》和《农民运动》先后创刊，彭湃积极参与编辑和撰稿工作。他的名著《海丰农民运动报告》就分别在《中国农民》第一、三、四、五期上连载，是我们党早期有关农民运动的重要著作。同时，彭湃还先后为《晨光》、《向导》、《人民周刊》和《党的生活》等刊物撰稿。除此之外，彭湃还通过集会演讲与报告，发放宣传册与传单，张贴壁报，书写标语，戏剧表演和民俗活动等形式，不断拓展农村宣传的媒介渠道，有力地推动了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