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党章发展看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

　　李大钊认为陈独秀总受到警察监视骚扰，长久下去肯定不是办法。为了帮助陈独秀避免遭到迫害，他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他们设计了离京路线，决定先到天津，陈独秀再由天津去上海。据李陈二人的朋友高一涵回忆，当时正值年底北京一带生意人往各地收账之际，李大钊找了几本账簿，装扮成账房先生，陈独秀找了一顶毡帽、一件油背心，装扮成老板，两人雇用了一辆骡车，假装收账的样子，从朝阳门离京南下。由于李大钊是乐亭人，讲的是北方话，沿途一切交涉，都由李大钊出面办理，不让陈独秀张口，以免露出南方口音。就这样，二人顺利到达天津，陈独秀立马购买外国船票，坐船前往上海。在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二人谈话的内容旁人难以知晓。但这次分手后，二人相继在北京和上海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确是事实。这就成就了历史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阅读全部

　　董必武回忆称：“一大没有任何文件，共产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两个文件没有名字，没有年月日。这样的状况，是什么原因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一大时共产国际派的代表是马林(荷兰人，托派）。他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没有交给共产国际。另一个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没有人管，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有中央。有些事情缺乏文字根据。”>>>阅读全部

　　从苏联返还的文件及陈公博硕士论文附录中，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一共十五条，但现存十四条，缺第十一条。其中，陈公博论文附录中的英文版注标明：“陈的稿本上没有第十一条，可能是他在打次页时遗漏了，也可能是由于他把第十条以后的号码排错了。”俄文版第十一条则标注：“遗漏”二字。这两个版本证明，党的一大纲领一共应该是十五条。但为什么在两个版本中都同时缺第十一条，现在没有历史定论。有人认为第十一条可能在原始中文文本中就有缺失；也有人猜测第十一条可能是关于党的宣传工作方面的部署，为了保密起见，没有详细列出。但事实是否如此，至今并没有确切的答案。>>>阅读全部

　　1921年，一大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十三人，分别是：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陈公博、包惠僧、周佛海。这十三名代表中，的确有个别人逐渐远离党组织，但大多数人坚守了自己的信念。
　　广东代表陈公博，1922年自行宣布脱离共产党，赴美国留学，后被开除党籍。陈公博成为一大代表中最先脱党的一位。1925年回国加入中国国民党，并迅速进入国民党核心领导层。最后，1946年由于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被国民党处决。旅日代表周佛海，一大后，由于陈独秀在广州无法脱身，由其暂时代理中央局书记，各方面实难以服众。后到日本留学，实际脱离了党组织。1924年回国，不久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后公开声明脱党。抗日战争期间，投靠日本当了汉奸。>>>阅读全部

　　中共一大后不久，马林就几次建议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因为共产国际一方面帮助中共建党，另一方面又觉得共产党力量太小。在考察国民党后，马林认为中国革命最好的形式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开始，孙中山对国共合作并不热衷。陈炯明叛变后，孙中山的看法发生改变，希望通过与共产党的合作为国民党注入新鲜血液。但由于当时共产党力量尚不能与国民党相提并论，因此，孙中山只能接受中共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对于这样的条件，中共表示不能接受。1922年4月6日，陈独秀绕过马林，直接写信给共产国际远东局维经斯基，陈述了中共不能加入国民党的六条理由。>>>阅读全部

　　此后，北伐战争开始。面对强大的敌人，国共两党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国民党内反共势力暂时还是有所收敛，两党基本能够保持团结，北伐也取得成功。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加上陈独秀一味退让，妄想通过退让使蒋介石放心，使国共合作不致破裂，导致蒋介石步步紧逼。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在南京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更加危急。>>>阅读全部

　　邓颖超回忆，20年代党员入党时，虽然不挂党旗，没有举行庄严的宣誓仪式，但它的严肃、庄重，仍使每个同志终身难忘。当党组织的负责人(或介绍人)宣布接受自己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的时候，当他有力地宣布共产党员应该遵守党的守则的时候，自己的内心是十分激动的，下定决心誓为革命牺牲一切。她说：“我现在还可以清晰地记得守则的内容：遵守党纲党章，参加党的组织，服从党的分配，定期缴纳党费，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因为那个时候的党组织处于秘密状态，对党员遵守纪律、保守秘密的教育特别重视，抓得很紧。”>>>阅读全部

　　实际到莫斯科出席六大的正式代表84人，以五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身份出席大会者4人，指定与约请参加的代表54人，共计142人。84名代表的成分是：工人44人，占52%；农民6人，占7%；知识分子34人，占40%。六大当时在远离革命斗争中心的国外召开，代表多数由中央指定，过分强调了工人成分，毛泽东、刘少奇等有丰富斗争经验和很高理论水平的同志未能参加。对此，周恩来1944年在延安中央党校讲话时曾总结， 六大代表成分是“不很健全的”。 >>>阅读全部

　　八七会议作出召开六大决定时，并没有考虑将会议地点定在莫斯科。因为在会上，中共中央领导人瞿秋白曾提议六大在港澳召开。最后，众所周知，中共六大是在莫斯科召开的。这也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当时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党的领导干部不断被敌人杀害，连党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也于1928年4月21日被敌人杀害，党的组织也接连遭受破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即使勉强找到，也要时刻冒遭受破坏的危险，并且环境的不安宁也会给参会人员带来焦躁情绪，不利于心平气和地、认真深入地进行工作、讨论解决问题。>>>阅读全部

　　为了保证代表及时安全抵达莫斯科，共产国际和苏联给予了大力帮助。他们派人与中共临时中央密切配合，在哈尔滨和满洲里等地安排地下交通站，接送代表们过境。当时中央研究了两条线路，一条是陆路，即通过中东铁路前往目的地，大部分代表走此路。具体路线是代表们分批由上海经大连到哈尔滨，然后到满洲里或绥芬河出境，再前往莫斯科。另一条是海路，即从上海乘船到大连或苏联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少部分代表走此路线。>>>阅读全部

　　1928年7月10日，六大召开的第23天，大会共有三项日程：通过组织问题决议案；通过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草案；选举第六届中央委员会。在进行第二项议程时，周恩来首先说明：党章草案已由章程修改委员会修改了一半，因来不及修改完毕，所以提交大会讨论修改。说明之后，即宣读党章修改草案并逐条讨论通过，最后付总表决，大会一致通过了新的党章。>>>阅读全部

　　六大党章是中国共产党党章发展史上唯一在国外(莫斯科)修改和通过的党章。虽然如前所述，共产国际帮助中共起草六大党章草案时，尽量了解中国情况，但是，党章毕竟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和参与下拟定的，共产国际对中国的了解有限。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中国革命问题，主要是由中国同志认识的，不是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认识的，共产国际的同志就不了解或者不完全了解中国情况。”这种情况导致党章不可避免地脱离中国实际，并带有明显的苏共党章印记。>>>阅读全部

　　实际上，不提毛泽东思想，恰恰是符合毛泽东本人意愿的。现在看来，八大不提毛泽东思想，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当时，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经验，毛泽东思想还缺少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这一重要组成部分，提出的方针政策也有待于实践检验。在这种情况下，提“毛泽东思想”显得底气不足，这可能是不提“毛泽东思想”的最重要原因。>>>阅读全部

　　八大召开时党执政只有七年，要全面且深刻地认识执政党建设的规律，七年时间毕竟太短了。虽然党在执政以前积累了丰富的建设经验，但是，执政以前和执政以后是党的建设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执政以后，党的地位、自身状况、党所面临的任务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就必然对党的建设提出许多新的要求。例如，党的建设必须适应领导经济建设的需要；建立科学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防止党政职能不分、以党代政和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加强对党员和干部的约束和监督，防止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和各种腐化变质现象，等等。因此，党执政以前的建设经验终究不能代替执政党建设的经验。八大时，党只有领导社会主义改造成功的经验，还没有经受社会主义时期曲折发展的经验。>>>阅读全部

　　在党的性质方面，九大通过的党章关于党的性质的规定，与七大、八大通过的党章大不相同。只是一般地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抛弃了七大、八大党章关于党的性质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党的性质规定为：“中国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在党的指导思想方面,九大通过的党章，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歪曲，完全抛弃了七大、八大通过的党章的马克思主义观点。
　　九大通过的党章还提出“活学活用”这一不科学的口号，否认完整地准确地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这就为断章取义、实用主义地对待党的指导思想提供了依据。>>>阅读全部

　　粉碎“四人帮”以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前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便确定党的工作方针,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已经势在必行。
　　1977年8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全国各行各业、各部门的代表共计1510人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党3500多万党员。华国锋主持了这次大会，并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
　　十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包括总纲和五章共十九条，在结构上恢复了七大将总纲和各章分开阐述的做法。作为一个历史文件，十一大党章最突出的特点是具有明显的两重性。>>>阅读全部

　　十二大通过的党章除总纲外，共十章五十条，对十一大通过的党章作了许多有根本意义的修改，增加了党的干部、党的纪律、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党组、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关系等五章，其中党的干部一章，是之前历届党章所没有的。
　　十二大通过的党章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有了一个内容比较充实的总纲。总纲按照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对世界历史的发展过程和我国当前所处的历史阶段，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巨大优越性和必将在全世界逐步取得胜利的前景，作了扼要的论述。对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和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最终目标，对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党的总任务以及国内国际方面的基本政策，党的领导作用的基本原则和党在国家生活中如何正确地发挥领导作用，都作了正确的规定。十二大党章继承和发扬了七大、八大党章的优点，清除了九大至十一大党章中的错误，实现了党章的拨乱反正。>>>阅读全部

　　党的十三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未对十二大通过的党章作全面修改，只是对部分条文作了修正，也未对《修正案》作出说明。《修正案》共十条，涉及党章中的十个条文，有13处增删改动。
　　党章的总纲部分没有修改，但按十三大的《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以及加快和深化改革这一中心任务，实际上已经充实和发展了总纲的内容。>>>阅读全部

　　从现实看，改革开放以来，要深刻认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主要突破的是“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在这个过程中，有右的思想影响，但是根深蒂固的是“左”的思想影响。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两个基本点”的关系。右的思想，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主张全盘西化，实质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结果必然破坏改革开放。“左”的思想，对改革开放持怀疑犹豫态度，例如，认为多一分外资，就是多一分资本主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集体经济成为“空壳”；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等等。这些认识实际上干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否定我国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结果是束缚人们的思想，使我们再次错过有利时机，延误或阻碍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同样会葬送社会主义。>>>阅读全部

　　十六大通过的党章将党的性质表述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样表述党的性质，切合我们党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符合时代要求，有利于最广泛地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团结和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在党的历史上就曾提过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阅读全部

　　2012年11月29日，在党的十八大闭幕仅仅15天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和其他中央政治局常委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重温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和辉煌，回顾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奋斗与探索。伟大的事业，源于伟大的梦想。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指出：“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全体中华儿女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阅读全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