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大代表通往莫斯科的艰险历程

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纪念馆建馆启动仪式时指出：“85年前，在中国人民饱受磨难的时候，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关头，来自中国各地的140多名中共代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在俄罗斯人民和国际组织帮助下，冒着生命危险，冲破重重险阻，远涉万里来到莫斯科，召开了中共六大。”

140多名六大代表当年经历了怎样的危险历程呢？

为了保证代表及时安全抵达莫斯科，共产国际和苏联给予了大力帮助。他们派人与中共临时中央密切配合，在哈尔滨和满洲里等地安排地下交通站，接送代表们过境。当时中央研究了两条线路，一条是陆路，即通过中东铁路前往目的地，大部分代表走此路。具体路线是代表们分批由上海经大连到哈尔滨，然后到满洲里或绥芬河出境，再前往莫斯科。另一条是海路，即从上海乘船到大连或苏联海参崴，再转乘火车前往莫斯科，少部分代表走此路线。

张国焘等代表沿途还算较为顺利。他回忆到：“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我经大连、哈尔滨，偷渡过满洲里边界，进入苏俄境。在共产国际所设立的边境接待站里，我办理了必要的旅行手续。全程约两个星期，便从上海到达了莫斯科。”

邓颖超和周恩来则险些遇险。据邓颖超1985年回忆：1928年5月，她与周恩来二人扮成古董商人，由上海乘日本轮船去大连。为了安全起见，组织上为二人订的头等舱。但是，由于出发匆忙，组织为二人准备的好衣服没来得及拿，只好穿着日常衣服上船，这和头等舱的阔人身份很不相称，难免引起别人的注意。船停靠青岛时，夫妇赶紧上岸买了几套华丽衣服，以避免惹来麻烦。不过，出于对时事的关注，二人习惯性地买了许多报纸上船。这不太符合商人的习惯，引起了船上暗探们的怀疑。到大连准备上岸时，夫妇遭到驻大连日本水上警察的盘查。他们将周恩来带回了警察厅，足足又盘问了2个多小时。周恩来沉着应答，警察暗探们没有找出破绽，将周恩来放回，但还没有消除疑虑。随后，二人乘火车到长春，途中日本便衣警察一路跟踪。幸亏周恩来巧妙周旋，终于应付过去，安全到达哈尔滨，然后乘车到达满洲里，经苏联人帮助越过国境抵达莫斯科。对于50多前年发生的这段危险经历，邓颖超记忆犹新，足见当时的险恶情境。

为了保险起见，中共当时还设置了接头暗号——火柴。据时任满洲省委代表的唐韵超回忆：“1928年5月，我们从沈阳乘火车到哈尔滨。临走时，省委交给我一个火柴盒，里面装有21根火柴，让我下车后到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一个马车店接头。下车后，我们找了一家旅馆住下。之后我揣着接头的火柴盒找到了马车店。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人已先期到达这里。张国焘与我打招呼后，我把火柴盒交给了他。他数了数，对我说：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唐韵超分别护送了广东、云南、江西等地的代表过境，直到5月下旬，他最后护送张国焘、罗章龙、张昆弟等中央代表出发，完成了任务。

一些女代表也克服困难远赴莫斯科。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回忆：5月中旬，李文宜和杨之华带着杨之华的女儿独伊从上海出发前往莫斯科。她们先乘坐一艘货船到大连。在船上，她们住在底层的货仓里，空气十分污浊。李文宜晕船，一动就吐，只好躺着不动，加上新婚丈夫罗亦农刚刚被害，心情不好，终日以泪洗面。在杨之华的劝说下，李文宜勉强进食。下船后，她们又改乘火车经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继续北上。到哈尔滨、满洲里时，都有组织负责人来接头。为了安全考虑，组织上要求李文宜和杨之华二人分开，各自乔装成东北农村妇女，与接头人配成假夫妻，一路风餐露宿，终于到达国境。

就是这样，到1928年6月中旬，140多名六大代表们冒着生命危险，历经艰辛，安全抵达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