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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党章发展看中国共产党成功之道》

为什么五大没有通过党章

2015年04月17日10:31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出现分化。特别是孙中山去世后,左、中、右三派的分化日益公开。力量逐渐壮大的蒋介石,越来越暴露出其反共真面目,频繁进行反共活动。尤其是经过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他的权力一步步集中,在国民党内和革命军内地位大大提高。然而,这时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却节节退让,革命形势潜伏着严重危机。

此后,北伐战争开始。面对强大的敌人,国共两党之间虽然存在矛盾,但国民党内反共势力暂时还是有所收敛,两党基本能够保持团结,北伐也取得成功。但是,由于中共中央“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加上陈独秀一味退让,妄想通过退让使蒋介石放心,使国共合作不致破裂,导致蒋介石步步紧逼。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共政变,在南京成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更加危急。

紧接着,大革命遭遇局部失败,武汉政府日益动摇。党内意见也莫衷一是,是否应该继续国共合作?怎样处理与武汉国民政府的关系?怎样才能发展自己,挽救大革命?一系列问题摆在年幼的中国共产党面前。

在这紧要关头,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有80多位代表,代表全国57967名党员。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维经斯基等出席了会议。党的力量的发展与壮大,同时也带来了党在迅速发展中如何巩固自己组织的严重问题。如果没有严密健全的组织和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机构,无法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全党对这次大会满怀期待,希望这次大会能清醒判断形势,从危难中挽救革命,并巩固党的组织。

首先,陈独秀在会上作《政治与组织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没有正确总结几年来的经验教训,没有提出切实可行的挽救时局的对策办法,反而竭力为过去的错误辩解,继续重复错误认识。陈独秀报告完后,很多代表对此表示不满意。张国焘回忆说:“大会于是花了许多时间听取各代表那些冗长的报告,枝枝节节的提出一些这样或那样的检讨和主张。……在大会中,既没有对过去做彻底的检讨,也没有对未来提出坚定不移的主张。”

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决议,批评了陈独秀所犯的“忽略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右倾错误。但是,遗憾的是,大会没有提出有效的纠正右倾错误的办法。另外,会议虽然提出“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之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进行”。但在当时,这都缺少具体有效的措施,属于无法实行的空谈。而对于发展由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的问题,大会连提都没有提到。最后,会议选出中央领导机关。陈独秀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和总书记。

会上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指出,“本党的迅速发展,党的干部人才缺乏而幼稚,我们的党部自然没有完备的组织和巩固之可能。在这里隐藏着很大的危险。”在深入发展的革命形势下,要完成领导革命的任务,“党不仅应该变成群众的党,而且应该变成布尔什维克的党,在思想上如此,在组织的原则和实际上也是如此”。因此,“根据本党自第四次大会以来党员数量激增这一事实并根据本党目前的任务,第五次大会认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党章”。但是,由于当时情况危急,会议期间没有来得及通过新党章。

总起来看,五大是在大革命局部失败和右倾错误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非常时刻召开的,没有完全担负起挽救革命的历史重任。大会没能在党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为全党指明出路,错失了纠正错误的良机,导致整个革命局势持续恶化。五大后,中共中央的右倾投降主义致使汪精卫集团反共步伐大大加快;夏斗寅、许克祥、冯玉祥等也接连向共产党发难。到处弥漫着“白色恐怖”,陈独秀等人却一味退缩,拿不出积极的应对办法。

针对这种状况,党内于1927年7月4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实行改组,选举张国焘、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中央常委会发表宣言,强烈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宣言虽然振奋了党内革命精神,但却没有能够挽救大革命的命运。7月15日,汪精卫武汉政府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国民大革命宣布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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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朱书缘、谢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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