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戰場

第一節 調整完善人口政策，夯實供給基礎

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一直以來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威廉•配第的這一論述，第一次從經濟的角度，概括了人口與經濟的關系。人口既是需求基礎，也是供給基礎。就當下中國供給側改革的經濟決策而言，調整和完善人口政策，是夯實供給基礎的關鍵，是奠定中國經濟調整轉型和發展進步基礎的關鍵。

一、重新審視人口理論，科學認識當代人口低增長現象

人口理論是關於人口增長及其規律的理論。在人口理論研究領域，最有影響的學者，在西方有英國的馬爾薩斯，在中國有馬寅初，並稱“二馬”。他們的理論一經提出，在西方和中國都產生了巨大的爭鳴和社會影響。

馬爾薩斯認為，人口的增長快於自然和經濟社會的食物供給，最終會產生人口壓力導致的飢餓、貧困和戰爭、瘟疫等，使人口數量重新恢復到與食物供給相平衡。面對人口和食物自然增長級數差異，人類無以改變這一自然的人口規律，人類難以逃脫飢餓、貧困、戰爭和瘟疫的悲劇命運。在前工業社會，人口增長與經濟增長經常性地處於緊張狀態，多次印証了馬爾薩斯的預言。但是，自工業革命以來，卻出現了與馬爾薩斯預言相反的現實，即一方面出現持續的人口低出生率和人口萎縮，另一方面，隨著科技進步、農業改良，食物供給遠遠超過了算術級數增長，甚至超過了現代社會人類的溫飽滿足需要。馬寅初的新人口論與馬爾薩斯的結論幾乎相同，即消費太高，積累太少，人口增長快於食物供給。據此，他提出了控制人口和有計劃生育的政策建議。這與我國計劃經濟時期的情況是適應的。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發展，“二馬”人口理論的前提已悄然發生變化。如果說在前工業社會，人口的自然屬性起著支配性作用，決定著人口的幾何級數增長的規律﹔那麼，在現代工業社會和后現代社會，人口的社會與經濟屬性起著支配性作用，決定著人口的低增長規律。隨著教育普及和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市場經濟的時間成本壓力和激烈的就業競爭壓力，女性走出家庭和參與社會就業活動，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和個人成就社會化競爭評價，以及科技和生育控制技術進步等等，人們生育自主性選擇的決策能力和自主能力大大增強，尤其是人們當下生命時間成本與代際生命時間貼現成本的比較，使得人們更多關注當下生活，這些決定了現代工業社會和后現代社會的人口低增長規律，甚或人口低增長陷阱現象。歐美日等發達國家以及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中國當下的上海、北京等發達城市，都出現了這一人口現象。可以說，多年來我國高速工業化、城市化進程，已改變了中國人口增長的社會經濟和制度環境，改變了中國人口增長的決定性因素，也改變了中國人口增長的規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