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戰場【5】

第五節 深化簡政放權改革，促進供給質量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與勞動力、土地、資本、科技創新一樣，是經濟增長的要素之一。對世界歷史橫、縱兩個方面的考察也表明，制度的內涵與制度質量是影響甚至決定一國經濟長期績效最重要的因素。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遇到的諸多問題都可深入到體制機制層面上找原因，制度變革與制度創新刻不容緩。

一、簡政放權對供給側改革的重大意義

1.制度供給是供給側改革的核心，簡政放權是制度供給的關鍵

制度供給的前提是加快轉變政府職能，理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減少政府對市場包括要素價格的直接管制，改善要素供給，形成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價格體系。要謹防打著供給側改革的旗幟，來幫企業決定生產什麼、生產多少、為誰生產等基本經濟學問題，否則就會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本質正是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一方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避免政府的“有形之手”過長、亂伸，另一方面也要在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服務和環境保護等方面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把該管的管住、管好，把該服務的服務好。因此，簡政放權是制度供給的先手棋和當頭炮。

2.簡政放權是其他制度改革的前提，有利於提高供給質量

在制度層面，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盡快建立現代金融、產業、財稅等制度體系，放鬆管制，打破壟斷，加快政府行為從生產型向服務型轉變。與金融、土地、人口、國企、財稅等專門性制度改革相比，簡政放權是“管總”的，需要頂層設計、戰略布局，需要上下聯動、部門協調，需要內外聯合、發揮合力。簡政放權有利於發揮市場機制的決定性作用，放管結合有利於打造公平、安全、健康的社會秩序和市場秩序，優化服務有利於形成和諧、穩定的社會氛圍。如果缺乏“管總”的戰略部署，專門性制度改革很可能面臨法律、體制、制度、政策甚至觀念方面的障礙，很可能與其他改革產生難以調和的沖突，很可能事與願違，甚至進一步退兩步。一個簡政放權的政府可以運用自身所長，做好宏觀經濟調控者、公平競爭的有效監督者、改革的推動者，並在系統性風險冒頭時果斷加以應對，有利於提高供給端的系統效率和質量。可見，簡政放權有利於發揮制度改革的綜合效益，提升制度供給的質量。

3.簡政放權有利於降低企業制度性懲罰，釋放市場活力

改革是中國經濟新常態之下最大的紅利，其中簡政放權將是未來一段時間激發中國經濟活力的關鍵舉措。簡政放權有利於降低企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有利於激發企業活力、增強企業創新能力、提高供給質量與效率、改善供給結構，最終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回顧中國的改革開放，從某種意義上說，正是從激活和釋放供給側的潛能開始的。通過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大大解放了生產力，改變了計劃經濟時代供給匱乏、物質短缺的狀況。美國和英國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也都是圍繞供給側展開的，重點雖然有所不同，但均有我們所說的簡政放權的內容。美國採取減少政府管制的措施主要包括：削減財政開支，尤其是“隨意性”福利開支﹔大規模減稅，1981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裡根政府提出的減稅法，使1981至1984年間聯邦政府稅收減少3.152億美元，1986年稅制改革法案又使全國人均免稅額減少了6.4%,7年間每個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約增加600至900美元﹔減少國家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增長，實行穩定的貨幣政策。英國的改革重點是減少政府管制，減少國有經濟比重，降低保障，完善市場體系，進一步提高市場的競爭力。在撒切爾夫人離職時，工業中的國有部分已減少了60%。可見，從中國當代歷史和發達國家走過的道路來看，簡政放權、釋放市場活力都是重要的制度選擇。

4.簡政放權有利於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夯實長期可持續發展基礎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要適應時代變化，既改革不適應實踐發展要求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又不斷構建新的體制機制、法律法規，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學、更加完善，實現黨、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可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並不是描繪一張光鮮亮麗的藍圖，而是致力於革除積弊、創新發展，是致力於影響長遠發展的制度性問題。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勞動力、資源、土地等要素價格的上揚以及生態環境的惡化，過去依靠低要素成本和高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方式已經難以為繼，亟須通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培育經濟發展的新動力。遲福林認為，中國經濟長期積累的結構性矛盾相當突出，但核心是體制機制問題，要著力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破解矛盾。本次提出的供給側改革是對以往需求管理政策的糾偏，因為需求管理適用於短期框架，在注重需求管理的背景下，政府更易傾向於採取刺激性政策和對微觀經濟行為的直接干預。而目前中國經濟面臨的是長期性、結構性問題，必須靠簡政放權充分激發市場主體的內生活力，真正獲得可持續的發展動力。簡政放權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抓手和具體舉措，有利於為中國經濟社會長期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