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不管共產黨付出了多大的代價、作出怎樣的積極努力，全國上下對和平建設抱著多麼殷切的期望，但蔣介石打內戰的決心已定。他把重慶和平談判看作政治上應付國際國內輿論的策略，看作軍事上爭取時間完成戰略布局、以調集兵力發動內戰的緩兵之計。談判期間，他以命令形式向國民黨軍各部重新頒發了圍剿紅軍時期親手制訂的《剿匪手本》，隨后又調集軍隊深入華北、進軍東北。政治協商會議后，國民黨也根本沒有實行協議的誠意。1946年2月10日，重慶近萬人在校場口廣場召開慶祝政協成立大會，國民黨的數十名特務沖上主席台，搶佔播音器，毆打主席團成員，還以石塊、木凳向人群亂擲，致使大會未能開成。10月，又公然撕毀關於國民大會應由改組后的各黨派聯合政府召集的政協協議，並於11月召開了由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
民族資產階級及其黨派，原本對國民黨和美國還抱有幻想，希望用和平改良的方法來達到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聯合政府的目的，他們以國共協調者的身份活躍在政治舞台上，為實現國內和平，建立聯合政府而奔走。但國民黨的倒行逆施，徹底粉碎了他們的幻想。國民黨不僅不容許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議會政治出現，而且大搞獨裁統治和特務政治，對共產黨人、人民群眾和民主黨派進行迫害、逮捕和暗殺。1947年7月，國民黨政府把民盟等黨派列入鎮壓名單，至9月底，各地民主黨派成員被捕者達數千人，許多成員遭到殺害，民主同盟被迫解散，其他民主黨派也紛紛轉入地下活動。這實際上宣告了第三條道路在中國的破產。1947年12月，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指出：“如果說，在一九四六年，在蔣介石統治下的上層小資產階級和中等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中，還有一部分人懷著所謂第三條道路的想法，那末，在現在這種想法已經破產了。”
中國共產黨堅定地同全中國人民站在一起，依靠廣大人民反對國民黨挑起的內戰，進行爭取人民解放的戰爭。1946年中共中央發出了《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即“五四”指示），1947年頒布《中國土地法大綱》，提出“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的土地制度，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在解放區廣大農村迅速形成土地改革的熱潮，從根本上摧毀了支撐國民黨賴以統治的封建制度的根基，使長期遭受地主階級殘酷壓迫和剝削的廣大農民群眾翻身做了主人。幾千年的封建枷鎖一旦被解除，億萬翻身農民便迸發出難以估量的革命熱情。在“保田參軍”的口號下，大批青壯年農民踴躍參加人民軍隊﹔廣大翻身農民盡其所有將糧食、鞋被等物資送上前線，支援自己的軍隊，同時組成運輸隊，擔架隊，推著小車隨軍行動。陳毅曾經說：淮海戰役的勝利是人民群眾用小車推出來的。實際上，整個解放戰爭都是靠人民群眾支持打贏的。翻身農民還廣泛建立民兵組織，配合解放軍作戰，保衛解放區。在國民黨統治區，以學生為先鋒，廣大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各階層反蔣人士參加的和平民主運動不斷高漲，形成了反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第二條戰線。中國共產黨的一系列方針政策和主張獲得了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黨同各民主黨派和愛國人士的團結也不斷加強，推動了爭取人民民主運動的發展，蔣介石政府被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所淹沒。
在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之際，1948年4月30日，中國共產黨發布“五一口號”，提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等主張，得到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海外華僑的積極歡迎和熱烈響應。當時在香港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國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等12個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經過連日熱烈討論，於5月5日聯名發表通電，表示完全贊同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認為“五一口號”“適合人民時勢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這標志著各民主黨派公開、自覺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走上了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局面的奠基。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人民經過28年的浴血奮戰，付出巨大犧牲和代價，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召開。大會實現了共產黨與各民主黨派的團結合作，一致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以下簡稱《共同綱領》），對新中國的國體、政體以及各方面政策作了明確規定。毛澤東在會議上致辭指出：“現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在完全新的基礎之上召開的，它具有代表全國人民的性質，它獲得全國人民的信任和擁護。因此，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宣布自己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他庄嚴宣告：“佔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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