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維漢曾經回憶他留法初期思想轉變的過程：“我們讀了那些無政府主義和空想社會主義的書刊，對於書中所描繪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美妙前景，對於那種沒有人剝削人、人壓迫人，人人勞動、人人讀書，平等自由的境界，覺得非常新鮮、美好，覺得這就應該是我們奮斗的目標。有了這個目標，大家就高興地以為找到了真理。”后來，讀了從法文翻譯過來的《共產黨宣言》、《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國家與革命》、《無產階級革命與叛徒考茨基》、《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和若干宣傳十月革命的小冊子，思想才發生很大變化，轉而崇奉馬列主義。
同盟會最早會員之一的吳玉章回憶道：“處在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偉大時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發生非常激烈的變化。當時我的感覺是：革命有希望，中國不會亡，要改變過去革命的辦法。雖然，這個時候我對中國革命還不可能立即得出一個系統的完整的新見解，但是通過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教育，必須依靠下層人民，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這種思想在我的頭腦中日益強烈、日益明確了。”
從思想交鋒來說，當時中國思想界展開了三次有名的論戰。一是“問題”與“主義”之爭。1919年7月胡適發表《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一文，以反對人們談論各種主義而不作實際研究為名，反對年輕人談社會主義、走革命道路。按他后來說的，就是不要讓人被馬克思、列寧“牽著鼻子走”。針對胡適的觀點，李大釗發表了《問題與主義》、《再論問題與主義》等文章予以反駁，他運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鮮明地提出社會主義是時代的旗幟，解決中國問題必須走革命道路。這場爭論，對於擴大馬克思主義影響起到了重要作用。二是關於社會主義之爭。馬克思主義者和一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間，圍繞社會主義是否適合中國，展開了一場爭論。張東蓀、梁啟超等發表文章，以中國經濟落后、大多數人民無知識等為理由，認為社會主義不適合中國國情，反對在中國實行社會主義，主張發展實業。陳獨秀、李大釗、李達、蔡和森等人紛紛著文反駁其言論，認為中國必須發展實業，但要改變中國貧窮落后的狀態，出路在於社會主義，否則實業也不可能發展。這場論爭從本質上說，是一次關於中國走什麼道路的論爭。爭論的結果，使許多進步青年認清了科學社會主義，選擇了科學社會主義。三是馬克思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爭論。當時無政府主義在知識分子中流傳很廣，影響也很大，同馬克思主義爭奪青年。早期馬克思主義者通過對無政府主義思潮的批駁，把一大批受無政府主義影響的青年知識分子吸引到馬克思主義方面來。
三次論戰發表的文章共計150多篇，參加論爭者達90多人。針對反對者的各種詰難，社會主義者從學理上一一作了回答，對階級斗爭、唯物史觀、剩余價值、社會主義含義、社會主義目的、社會主義實施條件、社會主義所有制、社會主義分配制、社會主義人生觀、社會主義家庭觀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等理論，均作了比較系統的闡述。這些論爭把社會主義思潮一浪接一浪地推向高潮，極為強烈地震撼和影響著人們的思想。
正是在這樣的時代潮流和歷史背景下，許多先進知識分子逐漸拋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等思想主張，走上了信仰科學社會主義即馬克思主義的道路。這些有著不同經歷和背景的知識分子殊途同歸的事實表明，走科學社會主義指引的道路，成為那個時代先進分子的共識，也代表著那個時代人民的心聲！
特別值得后人景仰的是，先驅們一經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選擇了科學社會主義，就堅定不移、終生不悔。無論遭受何種不幸，無論是面對血腥屠殺、野蠻的酷刑，經受清貧的生活、艱險的斗爭還是親人的誤會、革命隊伍內部的委屈，都不可能改變他們的信仰。因為，他們的選擇不是一時沖動或者趨時行為，而是理性的選擇，歷史的選擇，是對真理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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