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以從西方傳入的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民主共和國方案作為思想武器。但奇怪的是，這些說起來那麼動聽，甚至在西方國家也取得過一些成效的東西，一旦硬搬到中國來，就全然變了樣：普選徒具形式，多黨制成了拉幫結派，在國會競選中取得多數席位的國民黨對國民的實際利益一無所補﹔正當熱衷鼓吹西方“憲政民主”的宋教仁在幻想議會政治“不五年間，當有可觀，十年以后，則國基確定，富強可期，東亞天地，永保和平，世界全體亦受利不淺矣”之時，卻被袁世凱指使人暗殺慘死。民主共和，種瓜得豆，始料未及。辛亥革命的成果很快就被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所竊取，中國依然陷入黑暗之中。正如后來毛澤東深刻總結的那樣：“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即從一八四○年的鴉片戰爭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的前夜，共計七十多年中，中國人沒有什麼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國主義。舊的頑固的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打了敗仗了，抵不住，宣告破產了。不得已，中國人被迫從帝國主義的老家即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武器庫中學來了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等項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組織過政黨，舉行過革命，以為可以外御列強，內建民國。但是這些東西也和封建主義的思想武器一樣，軟弱得很，又是抵不住，敗下陣來，宣告破產了。”
積貧積弱，社會黑暗，嚴酷的現實促使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進一步思考國家命運問題。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開辟了人類歷史的新紀元，也強烈吸引了中國先進分子的注意力。新生的社會主義蘇俄，盡管正處於艱苦創業時期，經歷飢饉、內戰、外國干涉的重重磨難，卻充滿蓬勃生機，展示著新的希望。這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混亂頹廢的歐洲形成鮮明的對照。第一次世界大戰把資本主義制度的固有矛盾以極其尖銳的形式暴露出來，資本主義的吸引力大幅下降，引起了先進的中國人對西方文明和資本主義的懷疑。1920年周恩來到歐洲勤工儉學，他給天津《益世報》寫的第一篇通訊中說：“吾人初旅歐土，第一印象感觸於吾人眼帘者，即大戰后歐洲社會所受巨大之影響，及其顯著之不安現狀也。”他感悟到：“使歐洲危機終不可免而至於爆裂也，則社會革命潮流東向，吾國又何能免？”1919年巴黎和會，中國人既看到了北洋政府的賣國無能，又看到了西方列強的偽善、蠻橫和聯合壓迫中國人民的拙劣表現，使越來越多的志士仁人對走西方道路失望和懷疑。
這些，自然使正在黑暗中摸索的中國先進分子，把目光從歐美轉向了蘇俄。除了最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外，甚至當時一些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和知識分子如梁啟超、孫中山都在談論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一個時代潮流。
這個時代潮流，在五四時期形成了不可阻擋的歷史大潮，促使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落地、生根、展枝、散葉。那一時期，是世界各種思潮學派在中國思想界風雲際會之時，大批留學生攜西學而歸，西方的各種主義、學說通過報紙、雜志、新學堂、社團等被大量介紹到中國來，如改良主義、自由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無政府主義、實用主義、民粹主義、工團主義、互助主義、新村主義等“你方唱罷我登場”。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也是在這個時候被大量介紹到中國來的。中國先進分子的思想經歷了風雲激蕩和歷史性選擇，他們在眾多的思想流派中，最后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和科學社會主義。這個選擇絕非輕鬆，也絕非任意，而是經過了深思熟慮、反復比較，甚至痛苦求索的過程。
蔡和森曾這樣記述自己的心路歷程：剛到法國時，“日惟手字典一冊，報紙兩頁”，拼命“蠻看”，對社會主義、工團主義、無政府主義與基爾特社會主義等政治理論進行比較研究，“把各國社會黨、各國工團以及國際共產黨盡先弄個明白”。他還搜集了重要小冊子約百種，“猛看猛譯”。經過這樣“大規模的自由研究”，到1920年8月，蔡和森得出結論：“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締，覺社會主義真為改造現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我對於中國將來的改造，以為完全適用社會主義的原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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