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堅持這個根本方向上，我們黨從來沒有因為一個時期環境的變化或一個階段任務的變化而含糊或動搖過。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毛澤東1926年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討論《黨務報告決議案》時發言指出：“如果怕聲明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也決不是真正共產黨員了。”1938年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報告中指出：“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階段。”他還說：“我們是為著社會主義而斗爭……現在的努力是朝著將來的大目標的，失掉這個大目標，就不是共產黨員了。”
抗日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候，中國又一次面臨往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圍繞這一關系民族前途命運的問題，展開了一場重大思想理論斗爭和政治斗爭。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國民黨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利益，頑固堅持一黨專政的獨裁統治。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全國大多數人的利益，主張成立聯合政府，建立一個民主、獨立、富強、自由的新中國﹔以民族資產階級為主體的中間黨派則主張介於國共之間走第三條道路，建立一個歐美式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
早在抗戰時期，蔣介石授意陶希聖寫了《中國之命運》一書，公然宣稱“今日的中國，沒有了中國國民黨，那就沒有了中國，將來中國的命運也是完全寄托於中國國民黨”，著意渲染“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理論，並且動用各種宣傳工具和政治手段，為國民黨一黨獨裁統治尋找理論依據和法理依據。面對國民黨的政治和輿論攻勢，《解放日報》、《新華日報》陸續發表了王稼祥的《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解放的道路》、艾思奇的《〈中國之命運〉——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呂振羽的《國共兩黨和中國之命運》，以及《隻有新民主主義才能救中國》等一大批文章和社論，對蔣介石的法西斯主義思想和獨裁統治進行了全面揭露、有力抨擊，向全國人民宣示隻有實現真正的民主、建立聯合政府、走新民主主義道路，才是中國走向光明的大道。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的《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中，系統闡述了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綱領。他鮮明地提出：“我們的主張是什麼呢？我們主張在徹底地打敗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個以全國絕對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我們把這樣的國家制度稱之為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我們共產黨人從來不隱瞞自己的政治主張。我們的將來綱領或最高綱領，是要將中國推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去的，這是確定的和毫無疑義的。”“但是，一切中國共產黨人，一切中國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必須為著現階段的目標而奮斗，為著反對民族壓迫和封建壓迫，為著使中國人民脫離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慘命運，和建立一個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以農民解放為主要內容的新民主主義性質的，亦即孫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義性質的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中國而奮斗。”他強調，這是一個真正適合中國人口中最大多數的要求的國家制度。不管人們的意願如何，中國隻能走這條道路，這是任何力量都阻止不了的歷史發展的必由之路。
經過八年浴血，抗戰取得最終勝利，全國人民熱望和平，企盼在和平環境中建設自己的國家。中國共產黨順應民心，提出要用一切方法爭取和平，在和平的基礎上完成國家政治變革，使遭到戰爭摧殘的國家恢復生機，推進國家的工業現代化和農業近代化。因此，中國共產黨當時把實現多黨合作、和平發展作為重要努力方向，並且認為它是有可能實現的。1945年8月，毛澤東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經過一個多月的艱難談判，簽訂了“雙十協定”，贏得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一致贊賞。1946年1月，國民黨和共產黨、民主同盟、青年黨和無黨派人士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開幕，通過了憲法草案、和平建國綱領等五項協議。中國共產黨把這些協議看作國共合作的重要成果，真心實意地准備實行，為此黨內初步商定了參加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行政院的成員名單，並提出要“遷都”南方，“將全黨指導中心移至外邊”，即移到接近南京的蘇北淮陰。一些解放區的復員整軍工作也已開始，晉察冀解放區復員達十多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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