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楠
周黎安，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系主任
在中國過去30多年的發展奇跡裡，一個受到充分激勵的地方政府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當前，中國的發展壓力依然存在，我們深化改革不能丟了寶貝——對地方政府的激勵。美國上世紀九十年代在全國范圍內出現過再造政府的運動，原因就是政府官員被各式各樣的規則和程序嚴格約束后，失去了應有的工作激勵和創造性，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嚴重。所以，未來我國雖然更加強調約束地方政府，但是這種約束不能以犧牲對地方政府的必要激勵為代價。隻有約束、沒有激勵的政府制度，對於當前的中國來說可能太昂貴了，我們暫時還“買不起”。
11月初，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在北京召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會議上強調，地方政府職能轉變和機構改革是一場自我革命，有敢啃“硬骨頭”的勇氣，防止出現“一放就亂、一管就死”的怪圈。
隨后，在地方政府改革問題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明確提出了“加強地方政府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職責” 、“中央和地方按照事權劃分相應承擔和分擔支出責任”、“進一步理順中央和地方收入劃分”等多項具體改革措施。可以預見，在未來十年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地方政府改革以及中央地方關系調整必將佔據重要位置。
中央與地方之間的事權、財權應該如何分配？近日，國內中央地方關系問題研究權威、著名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應用經濟系主任周黎安教授，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時指出，在新一輪改革中，地方政府改革以及中央地方關系調整對改革大局有著“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意義，要時刻注意在對地方政府的激勵與約束間尋找平衡，漸進式地實現地方政府由“放手做事”走向“束手做事”。改革想要走出“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就一定不能隻在收權放權問題上繞圈子，而要引入並保証社會力量對地方政府的充分監督和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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