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先民創造了五千年的中華文明，留下了豐富厚重的歷史遺產。學習歷史，傳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遺產和精神成果，提高全民族的歷史素質和精神修養，增強我國現代化建設的軟實力，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一個重要方面。

　　歷史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是整個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在這裡，蘊含著寶貴的精神財富，它滋養著、培育著世世代代的中國人。要弘揚汲取這些寶貴財富，將其轉化為當前歷史運動的偉大力量，就要重視學習歷史，接受歷史積澱凝練的珍貴遺產——

　　彰往察來的歷史精神。中國古代哲人很早就提出“彰往而察來”（《周易·系辭下》）的思想，它反映了中國先民所具有的獨特的歷史精神。

　　人們通過史學而認識歷史，從而豐富了知識，積累了經驗，增益了智慧，這是人們得益於歷史教育的重要標志。但是人們認識歷史的目的並不僅僅是為了了解過去，弄清“歷史的真相”，也不僅僅是為了提升自身的修養，同時也是為了更深刻地理解現實和更清醒地觀察未來，把從歷史中得到的知識、經驗、智慧運用於現實和未來，“彰往而察來”的真諦即在於此。

　　彰往察來歷史精神的內涵，首先表現在“通古今之變”的自覺意識。先民從經驗中或通過口耳相傳，認識到“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周易·系辭下》）的道理。司馬遷著歷史巨著《史記》，以“通古今之變”為其宗旨之一，申言“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從“通其變，使民不倦”到“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包含了豐富的歷史內容。而“通古今之變”更是成為《史記》以后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凸顯出彰往察來歷史精神在歷史撰述中的重要位置﹔同時，它也成為中國人思維方式的重要特點。

　　彰往察來歷史精神的內涵，還表現在史學家對中國古代制度文明傳承演變的自覺認識。從唐代史學家杜佑的《通典》、宋代史學家鄭樵的《通志》到元代史學家馬端臨的《文獻通考》，史學上謂之“三通”，再到清代所修的“續三通”“清三通”，展現了中國源遠流長的制度文明。

　　彰往察來歷史精神的又一個突出表現，是中國史學家始終把過去、現在、未來視為一個連續不斷的整體。司馬遷說的“述往事，思來者”，已包含了這種思想。這種歷史精神，也表現在一些政治人物把自身的社會活動，置於“古”“今”“后”相聯系的歷史長河中加以看待的自覺意識。如唐太宗的政治理念是“勉勵終始，垂范將來，當使后之觀今，亦猶今之視古，不亦美乎！”（吳兢《貞觀政要·求諫》）這是從人的社會實踐活動來看待過去、現在、未來的聯系，反映了一個政治家把自己置於歷史的過程中加以約束和自律的意識。

　　綜觀中國史學家的歷史撰述活動，從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開創紀傳體“正史”之先河，到清修《明史》以至民國年間所修《清史稿》﹔從司馬光主修《資治通鑒》，到李燾撰《續資治通鑒長編》與畢沅主修《續資治通鑒》等，都是彰往察來歷史精神的具體表現。這切實而有力地表明：“有生命的歷史，實是一個亙過去現在未來的全人類歷史。過去現在未來是一線貫下來的。”（李大釗《史學要論》）一代又一代的中國史學家所撰寫的歷史著作正是“有生命的歷史”的反映，而這一反映的連續性與豐富性乃是世界文明史上絕無僅有的偉大創造。認識了這種歷史精神，就會更加認識到我們自身在歷史中的位置，進而增強我們的歷史責任感。

　　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一部中國史，可以說是中國先民自強不息、艱苦卓絕的奮斗史，反映了中國先民的革新進取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周易·乾卦·象辭》），先民從經驗中總結出來的這一格言，成為世世代代中國人的精神傳統。從傳說中的大禹治水到盤庚遷殷，從“湯武革命”到周公制禮作樂，從春秋時期的鑄刑鼎、鑄刑書到戰國時期各諸侯國的變法，從漢武帝的強國之舉到漢光武帝和漢明帝的“建武永平之治”，從北魏孝文帝的“漢化”措施到隋唐大一統的政治局面，從唐太宗時的“貞觀之治”到王安石變法的坎坷歷程，從元、明、清三朝政治體制的變革到清朝末年的維新運動和革命黨的興起等等，這些歷史上的重大事件，都貫穿著自強不息的革新進取精神。

　　在自強不息的奮斗中，中國先民從來充滿著自信，誠如魯迅所說：“我們自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雖是等於為帝王作家譜的‘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們的光耀，這就是中國的脊梁。”（魯迅《中國人失掉自信力了嗎》，見《魯迅全集》第6卷《且介亭雜文》）“中國的脊梁”堅挺著自強不息的進取精神，創造了偉大的中華文明——世界幾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沒有中斷的偉大文明。

　　以史為鑒的理性精神。中國歷史悠久而又具有連續性，雖有朝代的更迭、分裂局面的出現，但作為統一多民族國家歷史的發展則是基本的趨勢。歷史上的人們從朝代興亡、制度得失、社會治亂、人才作用等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教訓，並逐漸認識到這些經驗教訓對於現實和未來的重要價值，從而培育起以史為鑒的理性精神。

　　這種理性精神，本源於政治實踐。早在西周初年，周公就善於運用以史為鑒的思想教育西周的貴族們，告誡他們不要貪圖安逸，強調：“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尚書·召誥》）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思想在當時的詩歌中也有所反映，即：“殷鑒不遠，有夏后之世。”（《詩經·大雅·蕩》）可見其在當時有廣泛的影響。春秋戰國時期，政治家們從社會劇烈變動、政治權力不斷再分配的歷史中，總結出了一條帶有普遍性的歷史經驗，即“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師。”（《戰國策·趙策一》）這一思想成為后人重視歷史經驗教訓的座右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