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以史為鑒的思想提升到理性精神層面，是秦漢更迭這一重大歷史變動對漢初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的啟示。這主要表現在：

　　首先是劉邦受到陸賈的“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的批評和見識的啟發，令陸賈總結“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的經驗教訓，著成《新語》一書。（司馬遷《史記·酈生陸賈列傳》）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朝代建立之初對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它不僅對漢初政策制定有直接關系，而且對后世有深遠的歷史影響。

　　其次是賈誼的《過秦論》對秦朝興亡歷史經驗教訓的總結，與陸賈《新語》在理論上有相得益彰的作用。《過秦論》從秦孝公時秦國的興起到秦二世秦朝滅亡，論其興亡之故，提出：“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賈誼《過秦論》，見《史記·秦始皇本紀》）從陸賈提出的“逆取”“順守”到賈誼概括的“攻守異勢”等結論，把以史為鑒的思想上升到理論層面而成為一種理性精神。

　　再次是司馬遷在《史記》巨著中，以史家之筆反映了這種理性精神，並進一步有所發揮和深化：一則明確地提出考察歷史進程的變化，“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二則對以史為鑒提出了辯証的認識，認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為統紀，豈可緄乎？”（司馬遷《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這是表明，歷史經驗可以作為“自鏡”，但又不可照搬。至此，自西周以來的以史為鑒思想，已形成為一種理性精神，並貫穿於后來的歷史發展中：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吳兢《貞觀政要·任賢》），“覽前王之得失，為在身之龜鏡”（《冊府元龜·國史部·恩獎》），這是唐太宗的史學觀，也是他的以史為鑒觀。

　　——“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鑒者”入史（司馬光《進〈資治通鑒〉表》），撰成一部編年體巨著，宋神宗認為此書“‘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名曰《資治通鑒》”（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鑒〉序》），這是司馬光和宋神宗的史學觀，也是他們的以史為鑒觀。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史學家王夫之在論及以史為鑒與政治的關系時指出：“治之所資，唯在一心，而史特其鑒也。”這是指出人們對待以史為鑒應具有自覺性和真誠之意。他又說：“故論鑒者，於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於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跡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就其偏而何以救失”（王夫之《讀通鑒論·敘論四》），這是指出了對待以史為鑒的辯証認識，即不僅對“得”與“失”要知其然還要知其所以然，探究“何以亦得”與“何以救失”的可能性。這是王夫之的史學觀與以史為鑒觀。至此，中國古代以史為鑒的理性精神發展到了高峰。

　　思齊內省的自律精神。史學也是人們自我修養的教科書，史學中蘊含著教導人們如何學會做人的人生哲理。唐代史學家劉知幾把史學的這個特點和作用作了概括：“苟史官不絕，竹帛長存，則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漢。用使后之學者，坐披囊篋，而神交萬古，不出戶庭，而窮覽千載，見賢而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劉知幾《史通·史官建置》）。這段話，既說明了史學是人們認識歷史的路徑，又說明了史書所記載的形形色色的歷史人物對於后人的道德修養、自律精神的重要意義。

　　中國古代史學的主流是以紀傳體史書記歷代史事與人物，這些史事和人物都會對后人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尤其是那些杰出的歷史著作所產生的影響尤為深遠。如魯迅評論《史記》：“固不失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唯不拘於史法，不囿於字句，發於情，肆於心而為文，故能如茅坤所言：‘讀游俠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庄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力）斗，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即欲養（好）士’也。”（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見《魯迅全集》第9卷）這種“思齊”“內省”的自律精神，正是一些歷史人物“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史記·太史公自序》）的內在因素，是“以富國安人（民）之術為己任”（《舊唐書·杜佑傳》）的思想基礎。

　　近代以來，史學家對於史學之影響人生道路的認識，提出了更加完整、更加系統的認識。李大釗說：“凡學都所以求真，而歷史尤為然”（《史學要論》）。他認為，認識歷史愈深刻，愈能開闊人生的視野，愈能認清歷史的前途。李大釗進而指出：“吾人瀏覽史乘，讀到英雄豪杰為國家為民族舍身效命以為犧牲的地方，……在歷史上留下可歌可泣的悲劇，壯劇。我們后世讀史者不覺對之感奮興起，自然而然的發生一種敬仰心，引起‘有為者亦若是’的情緒，願為社會先驅的決心亦於是乎油然而起了。這是由史學的研究引出來的舜人亦人感奮興起的情緒”（《史學要論》）。當今，這種自律精神對於今天建設和諧社會、建設廉政文化，更是必不可少的。

　　歷史的進程總是不斷向人們提出新的啟示。1840年以來至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中國歷史，是中國由危機走向新生的歷史﹔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中國歷史，是中國實現前無古人的改革開放、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我們不僅要傳承自古以來的優秀的精神遺產，更應當發揚近現代以來形成的新的精神成果，從傳統文化和歷史遺產中汲取寶貴經驗和前進動力，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