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黃炎培關於歷史周期率的談話，早已家喻戶曉，毛澤東的結論是：“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2012年12月26日新華社報道習近平總書記談到毛主席和黃炎培關於歷史周期律的對話，其中“歷史周期律”的“律”字不同於黃炎培《延安歸來》原著的“率”字。 “律”指有某種客觀必然性的“規律”、“定律”，包含一定的因果關系﹔“率”指效率、比率、概率等數量關系，不包含因果關系，沒有黃炎培所說的“支配力”的含義。從當年黃炎培、毛澤東和習近平總書記論說的主旨來看，顯然都包含因果關系的“律”的意思。因此，准確的文本應該是“律”字。歷史周期律問題是一個大課題，值得深入研究。

一、從唯物史觀看，為什麼會有歷史周期律？它的作用條件和表現形式在歷史上有何變化？

1.歷史周期律的起源。黃炎培所引“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源出於《左傳·庄公十一年》，魯庄公十一年（公元前683年）秋，宋國發生洪災，庄公派大夫臧文仲前去慰問。臧文仲對宋湣公深切的自責之言深為感動，認為宋國該興盛起來了，並引歷史上的興亡之鑒以証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把王朝、國家興衰的原因歸結為君主能否嚴以律己，敬天保民。這是中華先哲對興衰規律比較明確的早期表述之一。是否敬天保民決定王朝、國家興亡的理念，緣起於周武王滅商之后，以周公旦為代表的新王朝政治家們總結商王紂耽於酒色、殘暴虐民導致滅亡的教訓：“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於時”。（《尚書·酒誥》）《詩經·大雅·蕩》中也有類似的認識：“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這一理念到戰國時期上升為含有比較明確的因果必然性規律的觀念，突出表現為孟子所言：“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孟子·離婁章句上》）值得注意的是，西漢大儒韓嬰在疏解“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這句詩時抒發的一通心臆：“或曰‘前車覆而后車不誡，是以后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韓詩外傳·卷五·第十九章》）作者在這裡似乎表露了在興亡定律面前無可奈何的悲觀情思，此后兩千多年的歷史表明，這似乎成了千古不解之謎。

2.唯物史觀的答案是馬克思主義關於階級的產生和階級斗爭的必然性的原理。恩格斯關於“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頁）這一論証曾經長期被忽略，而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理論的許多誤解都與這一疏忽有關。

恩格斯說：“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之間的到現在為止的一切歷史對立，都可以從人的勞動的這種相對不發展的生產率中得到說明。隻要實際從事勞動的居民必須佔用很多時間來從事自己的必要勞動，因而沒有多余的時間來從事社會的公共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法律事務、藝術、科學等等，總是必然有一個脫離實際勞動的特殊階級來從事這些事務:而且這個階級為了它自己的利益，從來不會錯過機會來把越來越沉重的勞動負擔加到勞動群眾的肩上。”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9—190頁）

3.歷史周期律的謎底。從中國漫長的封建時代的歷史來看，大多數王朝都是在草根大眾造反推翻了腐朽透頂的舊王朝的廢墟上建起來的，新王朝的主政者多為造反的草根所擁戴，甚至本身就出自造反的草根群伍，因此大都能切身感受到“政之所廢，在逆民心”和“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教訓和壓力。幾代以后，草根大眾散歸田裡，各謀其生，對統治集團失去了壓力，統治集團也隻顧謀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驕奢淫逸，恣意妄為，以至完全喪失“公仆”人格。整個統治集團就像一座被貪婪私欲朽空的大廈，最后隻有讓揭竿而起的草根大眾再來一番摧枯拉朽的大掃蕩，然后開始新的輪回周期。

這樣，我們已似乎能見到為什麼每一個王朝初建之時大多能踐行“前車之鑒”，而最終都跳不出“重蹈覆轍”的命運的謎底了：因為時代和階級的局限，使那時不可能有“民主”和“監督”的制度。

然而，謎底沒有那麼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