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遺憾的是，至今還有許多人相信資本主義的“自由的民主制”具有適用於全人類的“普世價值”，而且竭力要把那種“自由的民主制”移植到中國。然而，在那個“自由的民主制”出生的母國，我們卻看到不少真誠追求真實的自由民主的著名人士奮起揭露那種自由民主制度的虛偽性。

羅伯特·賴克在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2007年9—10月號發表文章, 題為《資本主義是怎樣扼殺民主的》，他指出：“民主絕非僅僅是自由和公正的選舉過程。民主是唯有依靠公民聯合起來推進共同利益的制度。雖然自由市場給許多人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繁榮，但它同時擴大了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使得就業更無保障，造成了全球變暖那樣的環境危險。……民主的目的是實現我們以個人之力所無法實現的目標。但是當公司利用政治來加強或維護它們的競爭地位，或者貌似肩負起它們實際上沒有能力或權力去履行的社會責任，民主就不可能發揮作用了”。他認為公司操縱政治來維護自己的私利，損害大眾的公共利益，是資本主義扼殺民主的重要原因。

羅伯特·賴克還進一步指出資本主義得以扼殺民主的另一個重要的、甚至是更為根本性的原因是，它使廣大公民同時成了似乎受惠於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的“消費者和投資者”﹔“這是令人尷尬的事實，我們每個人都有截然相反的兩種想法：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我們想要好的交易﹔作為公民，我們不喜歡這些交易帶來的諸多不好的社會后果。……我們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的欲望往往成為勝利者，因為我們身為公民的價值觀缺乏有效的表達方式，最多不過是以激烈的言辭直接批評錯誤的對象。這是在超級資本主義時代，民主的真正危機所在”。為什麼這是“民主的真正危機所在”呢？因為每個公民在資本主義社會裡維護自己“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的私人利益時，往往就顧不上維護作為公民應該維護的大眾公共利益﹔在投票時就會投下維護自由的市場利益和公司利益而不是維護公共利益的支持票。這些把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和公司認同為自己“作為消費者和投資者”的私人利益的庇護者，就像當年恩格斯說的把普魯士的封建依附農制度和封建領主認同為自己利益的庇護者的農奴一樣，不自覺地維護著實際上使自己遭受剝削壓迫的制度和政府。這樣，公民們維護自己共同利益的價值觀自然就不可能有“有效的表達方式”了。也就是說，公民們就不可能對公司和維護公司利益的政府施加有效的監督了，當然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了。在這樣的條件下，社會和人民就不可能避免歷史周期律的“劫數”了。

3.重新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剔除對科學社會主義學說的誤讀和附加。正是為了掙脫階級壓迫和階級剝削的苦難，馬克思創立了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提出通過建立社會主義社會，再進一步建立共產主義社會，達到全人類的自由解放。在基本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建立由人民選舉、人民監督的公職人員組成的真正民主的政府，領導人民大力發展生產力，逐步消除腦體勞動分工，從而最后消除階級差別和階級再產生的土壤，建立“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共產主義社會。不幸的是，后人對這一理論做了許多誤讀和附加，實踐中干了許多錯事，以致在蘇聯和東歐釀成導致社會主義反而被資本主義代替的災難，在意識形態上導致許多人拋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轉而信仰資本主義的“普世價值”。

面對這樣的形勢，我們需要重新研讀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認真剔除先前的誤讀和附加。例如，對“消滅私有制”和“消滅階級”的誤讀和附加，認定由於私有制是階級產生的根源，實現全面公有化就消滅了私有制，也就消滅了階級。由此帶來了兩個嚴重后果。一是不顧發展生產力的實際要求，盲目追求“一大二公”的所有制形式，導致生產力的破壞。二是實現全面公有化以后忽視了隱性的階級的存在和再產生的可能性，從而忽視了採取相應的防治措施的必要性，結果就像蘇聯那樣，在歡呼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的鶯歌燕舞聲中生長出以戈爾巴喬夫、葉利欽、雅可夫列夫等人為代表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新資產階級，而在公眾面前聲稱在蘇聯已經建成“完全的社會主義”的勃列日涅夫卻在私下說“共產主義不過是哄哄老百姓的空話”。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指出：“社會分裂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統治階級和被壓迫階級，是以前生產不大發展的必然結果。隻要社會總勞動所提供的產品除了滿足社會全體成員最起碼的生活需要以外隻有少量剩余，就是說，隻要勞動還佔去社會大多數成員的全部或幾乎全部時間，這個社會就必然劃分為階級。在這被迫專門從事勞動的大多數人之旁，形成了一個脫離直接生產勞動的階級，它掌管社會的共同事務:勞動管理、國家事務、司法、科學、藝術等等。因此，分工的規律就是階級劃分的基礎”﹔由此決定，要消滅階級，就必須“消滅分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8頁﹔第1卷，第571頁）這樣就能使所有的勞動者都有充分的自由時間發展自由個性，按照自己的天賦、愛好，發展科學技術、或文化藝術、或組織管理的才能，那時，“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便會崩潰，直接的物質生產過程本身也就擺脫了貧困和對抗性的形式”。（《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8頁）

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決定，社會主義必須大力發展生產力，消除貧困。“因為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隻會有貧窮、極端貧困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斗爭，全部陳腐污濁的東西又要死灰復燃”。（《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8頁）正因為需要大力發展生產力以消除貧困，就必須實行基本生產資料公有制，以避免資本主義私有制必然引起貧富兩極分化和周期性危機給勞動階級帶來的苦難和對生產力的破壞，以保証勞動階級不斷改善生產、生活條件，在推動生產力持續、健康、穩定發展的同時，促進自身物質和精神文明水平提高，向著消除腦體勞動差別的目標逐步推進。

按馬克思、恩格斯的設想，基本生產資料公有化是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在開始階段，隻限於剝奪地產和流亡分子、叛亂分子的財產，在銀行系統和運輸系統首先實行國有化，以保証國家經濟大命脈緊緊掌握在社會主義國家手中。隻有“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之時，才會將“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裡”。（《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頁。其中“聯合起來的個人”一語在1888年英文版中是“巨大的全國聯合體”）由此看來，馬克思、恩格斯當初似乎設想過社會主義可能要經歷一個類似於我們現在所講的那樣一個“初級階段”。

由此可見，認為徹底實現公有化就消滅了私有制，也就消滅了階級，是后人對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誤讀和附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