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風氣的影響是無形的，也是真實的、寬泛的、具體的。中國近代以來大師級學者多是某門學科在中國的創始人，如馮友蘭、胡適之於中國哲學史，張頤、賀麟、洪謙之於西方哲學史，金岳霖之於邏輯學，宗白華、朱光潛之於美學，等等。從他們的著作中可以感受到哲學研究的幾個傳統方式。

一種是用線索貫穿史料的治學路數。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是這方面的杰作。有人說他借鑒了西方哲學史的架構來裁剪中國思想史料，我看未必如此。晚清學術中已有“欲知大道，必先為史”的見識，章太炎就明確提出“夷六藝於史”的主張。馮友蘭的聰明之處是在古代文獻中梳理出了子學、經學、佛學和理學的次序和理路，實與“以西解中”無涉。按照歷史線索和具體觀點編寫內容詳實的中西哲學史料，逐漸成為一個好傳統。現在，每寫一部哲學史教材，都要編寫相應的資料選編或原著選讀。

還有一種是經典釋義的方法。這種方法承襲了考據學的傳統，與西方古典學的風格接近。中國哲學中文本注釋更側重於文意解釋，而非字詞疏通。張岱年在史料的辨偽與証真、區分與會綜以及厘定史料的次序、訓詁的原則等方面都有精辟的理論。他的《中國哲學大綱》就是按照這種方法對哲學范疇分門別類，而不是按歷史線索論述。湯一介主持的《儒藏》編纂和研究是對經典釋義傳統的發揚。治西方哲學的前輩們，翻譯遵循“信達雅”之標准，注重詞句格義和文本解釋。陳康譯注的柏拉圖《巴曼尼德篇》中注釋多於譯文，“反客為主”的文風體現了翻譯者的主體意識。賀麟、洪謙、熊偉、王太慶、張世英等人的西方哲學譯作和著述之所以能使西方哲學融入現代漢語的語境，依靠的是對中西思想的雙向理解。

問題導向是哲學研究者的又一顯著傾向。馮友蘭的《新理學》、金岳霖的《論道》和《知識論》、熊十力的《新唯識論》等是這方面的代表。這些作品對主旨的辨析、論証下了深入、細致的功夫，比哲學通史更能激發人的思考和討論。這種哲學傳統在西方被稱作“蘇格拉底方法”，在中國被稱作“道問學”，馬克思主義稱之為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馮定的《平凡的真理》把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當時現實問題相結合，體現了對現實問題的哲學思考。

還有一些治學傳統與上述三種都相關，但又難以歸屬於任何一種。湯用彤是其中的代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等書的宗旨是“文化移植論中最根本的問題”。這些書綜合了前面三種類型中的“史料”和“線索”、“考証”和“問題”，不但史論結合，而且論從史出，用通貫的思想史切實解答近代以來所爭論的外來文化與本土文化的關系問題。這樣的學術批評史在國外很流行，不少新理論由此開端。

傳統是一種活力，也可以成為一個包袱。面對社會上“現在為什麼沒有哲學大師”的質疑，我們應把哲學傳統看作正在進行時，仍處在熔鑄、發展、轉型、變化之中，在學術傳統的大道中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