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解決價值坐標和建設基礎呢?最重要的是弄清何謂神性、人性和獸性。因為它蘊含著什麼是人，人的本質需求與發展規律，甚至內含著我們是誰，從哪裡來到哪裡去這樣的終極命題。人性與獸性不難理解，但什麼是神性在中國社會卻是長期被忽略的命題。簡言之，神性就是人性中升華出來的部分，主要是精神化的內容。如孫中山在《國民應以人格救國》中所言：“古人所謂天人一體，依進化的道理推測起來，人是由動物進化而成，既成人形，當從人形更進化而入於神聖。是故欲造成人格，必當消滅獸性，發生神性，那麼才算是人類進步到了極點。”人性中有神性也有獸性，抑獸性張揚神性，是提升個人精神品質所在，也是提升社會人文品質所在。

為什麼如此一個重要命題被我們忽視了呢?主要還是我們片面地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這種情況下，不僅忽視了神性，並且對人性也予以批判。比如，五四運動砸爛孔家店，文化大革命由打破迷信發展至摧毀宗教信仰，改革開放后精神出現反動，由精神萬能走向拜金主義，上個世紀90年代社會主義陣營瓦解后，共產主義信仰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一次次的精神打破，已經讓我們的社會漸漸遠離崇高。神性沒有了，人性也越來越難以堅守，最可怕的獸性卻越來越多地釋放出來，並且越來越有市場。假如說在特定的歷史階段這些都是正確和必要的，那麼在世情國情黨情發生巨大變化的今天，我們就需要重新審視以往的價值系統，以求建立一個與時代、與中國的發展進程，同時也與中國共產黨發展創新了的理論相適應的新的價值坐標，以保証將社會引向前進。

這其中最重要的是為兩方面的人找到精神的生長點。一個是為黨員干部特別是領導干部找到精神力的生長點。黨風決定政風，政風影響著民風，有什麼樣的政黨便會產生什麼樣的政治環境，進而影響和造就什麼樣的社會風氣。所以，在這方面黨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比較而言，中國共產黨較世界其他政黨承擔了更多的建構精神大廈的責任，比如西方信仰的責任由社會或宗教組織完成。中國共產黨不信宗教，因而隻能在政治信仰上找出路，而這又遇到世界政治生態變化的挑戰，所以，如果不能重新詮釋政治基礎、解讀共產主義信仰，就很難突破現實的瓶頸。信仰問題之外，就是如何通過制度設計消除官本位思想，同時確立更為先進的價值坐標和價值追求，唯此才能獲得不竭的動力之源。正所謂“政者，正也”，沒有公正就沒有道義，因而也不具有美化自己進而美化社會的可能。

怎樣才能實現這樣的目標?必須從利益上入手。馬克思主義認為，人們奮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關，離開利益就要出丑。這就意味著我們建設黨員干部的精神大廈，必須著眼於利益關系，物質和精神原本就是一個平衡與互換，物質利益區分好了，精神追求也便得到加強。具體地說，如果官員失去了權力尋租的空間，必然追求社會價值和道德形象，目前情況不理想，就是因為利益分配不均，形成了錯誤誘導。有專家尖銳地指出，當一個社會出現了用貪婪去規范和引領守法，用腐朽去規范和引領廉明，用丑惡去規范和引領善良，用邪惡去規范和引領正義時，結果隻能是走向衰敗的深淵。敗壞的權力總是社會敗壞最危險的根源。今天我們越來越關注分配公平正義的問題，實際上這是個帶有根本性的問題，直接影響著全社會的價值判斷和價值取向。官的利益太大，由此導致社會失衡，這個利益並不僅僅表現於物質利益，還有社會價值實現上的利益。按照西方的標准和實際作用，科學技術與文化的創造是關鍵，另一個是物質財富的生產。然而，在中國最值得敬重的恰恰不是這二者，過去不是現在還不是。看一下中國歷史，從來隻張揚並不產生文化與財富的“官”。走遍全國的文化遺跡，你會感受到當官的身后榮耀，即使是文化人也必須有官在身，否則仍然難留遺跡，世界級的大科學家張衡、祖沖之、宋應星……，皆如此。甚至到了20世紀，中國的知識分子仍然戴著“臭老九”的帽子，直到時下，仍然很難感受到自己勞動的意義和價值。這和西方是完全不同的。法國的先賢祠，72賢人中僅有11位政治家。為什麼說重新弄清意義和價值、重構價值坐標對於緩解社會的緊張很重要?這是因為，隻有在中國創造文化的科學家、社會學家是一流，財富創造的企業家是一流，官員是一流，三駕馬車並行之時，才不會失衡，才會讓人們各得其所。既然各個職業領域都可以獲得社會價值和精神享有，也便不會扭曲自己，尤其官員階層的精神空間才變得豐富而又正面。

另一個是為社會大眾找到精神力的增長點。古人雲，衣食足知榮辱。西方人講，沒有飯吃的找飯吃，有了飯后必追求社會價值的實現。當下中國正處在由物質而精神的轉折期，比如許多富豪開始投入到公益事業上來。要順應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呼喚，很重要的是找到超越以往的精神力量的源泉。這一點涉及到我們的觀念如何實現突破的問題。習近平主席在訪俄期間強調指出，不能身體進入21世紀，腦子卻停留在冷戰時代。這已經點其要害且指明了方向。由於文化傳統的原因，中國與西方社會精神力量的源泉有很大的差異。西方的文明有兩個源頭，基督教的博愛教育下的西方社會多不從仇恨的角度激發精神力量，而是從道義和責任上激發，這就形成了中西方差異。比如，他們的軍人有時並不因為是敵人而忽略英雄，他們會敬仰勇敢的敵人，日本軍人就向抗日英雄楊靖宇和狼牙山五壯士鞠躬，這不是鼓勵對手消滅自己，而是讓自己的官兵崇尚英雄。西方人並不因為失敗而另眼相看打了敗仗的人，他們甚至獎賞被俘者。而我們的力量來自階級矛盾和階級對抗。在世界發生重大轉變之際，我們要求他人不能再有冷戰思維，那麼我們自己也不應停留於冷戰思維，我們必須以博愛之精神、責任之擔當提升自己的大國情懷，這個問題處理得好，既可以提升自己，同時可以贏得世界。

以新政治觀突破思想和觀念制約，強化自身優勢，建立起富於時代特征又滿足現實需要的精神體系。我們國家和民族有自己不可復制的優勢，隻要在政治觀上實現突破，必能產生足以引導民族實現精神飛躍的力量。十八大期間，西方有媒體評論，“中共換屆比美國大選重要，將影響世界”。此言很有道理：首先，西方權力運行體系著力點在限制行政官員的權力，總統權力有限，發揮空間較小，為什麼總統競選電視辯論焦點在民生?與此有關。中國的社會制度的特點是集中力量辦大事，所以政治、經濟、文化資源都高度集中，這就形成黨和政府權力的相對無限，包括黨的總書記、政府總理都擁有較西方更大的權力和影響力，這種力量必然伴隨中國對世界影響力的加強而反映出來，所以說中共換屆比美國大選重要。其次，美國總統在競選時已經把自己的施政理念全盤拋出，沒出現意外便無懸念和猜測的空間。中國的領導人的理念很少在上任前充分展示，隻有等職務明確時才會表達自己的意志和理念，既然無法提前獲知，隻能等待選舉結果。再次，美國已經形成了完善而穩定的國際關系框架和處理國際關系的理念，而這些基本上不是單個力量所能改變的，也就是說總統隻能在有限事務上進行調整，無權無力作大的改變。中國共產黨與此有差異，雖然社會主義道路已經明確，但並未進入不容改變的程度，尤其是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仍處於探索進行時，怎麼發展變化空間很大，而往哪裡變直接影響著世界。此外，我們以政治信仰來建設精神大廈，西方由宗教信仰支撐精神大廈。我們在很長時間裡是通過階級斗爭來激發精神力量，也就是所謂的仇恨教育，西方則多從利益之爭來尋找精神力量，等等。中西差異奠基於文化和政治，無法互換，那麼我們在解決精神大廈時就隻能在自己的傳統和道路基礎上求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