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崛起的精神制約

中華民族有許多優秀品質，中國人民的勤勞和節儉是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民族所不能比擬的。筆者訪問澳大利亞時，有華僑介紹，在澳大利亞，請工人加班付1.5倍的工資就會引來許多華人，然而對於白人，3倍的工資也少有人干，他們認為錢夠花就可以了，為錢而不要閑暇，這樣的生活是沒有意義的。在西方，也有政府號召民眾節儉存款，但是民眾仍然很少存款，甚至把明天的錢也要花掉。中國人就不同了，掙錢少時也擠出一些存入銀行，以備急需，這與我們的福利保障制度不到位有關，但收入較多時仍把存儲蓄作為重點，甚至不惜犧牲生活質量，這就是價值觀的問題。目前，中國的積累率之高，西方人望塵莫及。某種意義上，有了這樣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即使政府不作為，僅僅靠自主經濟，中國也會比西方走得更遠。除此之外，中國還擁有獨特的制度優勢，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在調動資源能力上中國政府比西方政府要強有力得多。至於文化傳統、文化心理，中國也有西方所不能比的地方。比如，西方國家搞一次公民投票就可以決定某一個民族區域是否留在大家庭內。1980年，加拿大魁北克省舉行過一次獨立公投，1995年又進行了第二次公投，后一次反獨派僅以50.6%險勝，否則今天的加拿大就成了兩個國家。類似的事情在世界上發生過很多次，這在中國是不可思議的事。由於大一統的文化觀念，在中國，各民族即使關起門來打破頭，開門后還是一家，誰想分裂出去，幾乎就是挖整個民族的根基，甚至是挖自己的祖墳，斷然不行，政府不敢為，民間也不會產生這樣的力量，這就是台灣與大陸分離半個世紀，至今沒有幾個大陸人願意將台灣分裂出去的重要原因。有了這些因素，中國就具備了崛起於世界的內在動力，至少以傳統的價值坐標和價值判斷衡量是這樣的。

特別需要強調的是，中華民族的這些特征具有不可復制性，是一種獨特優勢、抑或中國力量。那麼，中國實現強國夢，或者實現大國崛起的制約因素或瓶頸有哪些呢?

缺少對人生意義更為深刻的理解，難以產生大國必備的贏得他人尊重的擔當意識和行為。這不是說中國沒有承擔起屬於自己的國際責任和義務。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理念的調整，我國已經承擔起屬於自己甚至超越自己實力的國際責任，例如，在人均收入排世界百名開外的情況下，我們的對外援助已經不限於落后國家，甚至直指發達國家。這裡所強調的主要是民眾對道義和擔當的理解，它圍繞人生的價值觀而展開。

由於文化品質和文化傳統的原因，中國人對幸福的理解很狹隘，大多情況下限於物質和感官享受層面。一些人的行為在外人看來幾乎不可思議。筆者到澳大利亞訪問時，接觸過一個在那裡幫助侄子打理工廠的先生，10多年來一直工作於悉尼市郊，因為語言障礙，不敢一人進悉尼市區，天天生活在華人社區，唯一做的就是掙錢、存錢。還有改革開放之初流傳的一個小故事，一些最先富裕起來的人送孩子到歐洲讀書，當伴讀的母親看到大學校園皆陳舊建筑，遠不似國內的高樓大廈輝煌，后悔地說：早知道是這樣的破大學就不來了。她當然不知道西方人為了維護舊建筑，所花的費用比建新大樓要多得多，更不會理解歷史符號和文化積澱就在這舊建筑之中。可以說，我們的很多官員與民眾隻知道權力貴族、財富貴族，不理解也不追求作精神上的貴族，在其眼裡，富強就是大樓豪車，就是物質財富，是外表的光鮮和滿足佔有欲。更為嚴重的是，我們對孩子的教育也局限於這些方面。有個中國移民的孩子與美國小朋友交談，中國孩子炫耀自己家有幾套房子，幾部車子，美國孩子說房子和車子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敬仰上帝。我們經常批判西方社會金錢至上，但沒有思考金錢背后還有什麼，沒有注意到每個美元上都印有“我們信靠上帝”。

為了更深刻地把握這一問題，我們不妨看一下蜚聲全球的英國伊頓公學的辦學理念和培養目標。伊頓是一座沉靜的小城，伊頓公學是該城的精神中心，每年全世界有不計其數的孩子爭搶200個名額，原因是這裡培養出了包括威靈頓在內的19位大英帝國首相，培養出了雪萊、丁尼生、凱恩斯等名家，還有許多國家的皇室子弟。然而，深入觀察后便會發現，這裡竟然有那麼多高貴的精神元素，比如生活條件遠不是我們想象的優裕，而是以簡朴甚至艱苦來形容，管理和要求也十分嚴格。更重要的是，學校對皇族、權貴家庭的孩子和平民子弟一視同仁。因為倡導公平、公正、公益，伊頓以私學號公學。再加上獨立、個性、友愛、忠誠、尊嚴、勇敢、傳統、紳士、幽默和使命感這10大品格，它會培養出什麼樣的靈魂，便可想而知。

每一個民族秉承的價值觀念，都有著深厚的文化基因。尤其是民族性格的形成，一定經歷了長期的文化塑造過程。西方人所講的，“千年的歷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300年出紳士”，都說明了同一個道理。這其中讓我們悟出一個規律，優良的民族文化傳統和精神品質，必能造就“大”的人民。仍然以上面提到的溫泉關戰役為佐証。戰役開始前，波斯大帝薛西斯向列奧尼達許諾：隻要投降就可以成為全希臘的國王，而不僅僅是斯巴達的國王。得到的回復是：“如果你明白幸福的真正含義，你不會貪求從別人那裡攫取什麼東西。至於我，寧願為希臘而死，也不願成為一個君王來統治我的同胞。”這種態度和斯巴達人一向反對個人專制是一脈相承的。后來，薛西斯又派出第二個使者，要求列奧尼達放下武器。列奧尼達回答：“過來拿吧!”斯巴達人對於勝利、對於榮譽的看重是所有古代社會所罕見的。傳說斯巴達婦女在兒子或者丈夫出征時會親自遞上盾牌，並附帶一句話：要麼帶著它回來，要麼躺在上面回來。據記載，列奧尼達出征溫泉關前，妻子戈爾戈王后問：如果你回不來，我該怎麼辦?列奧尼達回答：嫁個勇敢的男人，給他生一些勇敢的兒子。據說300斯巴達重裝步兵中，有兩人因眼睛受傷被允許返回斯巴達。他們后來聽說波斯“不死隊”正在沿小路包抄，其中一人返回溫泉關戰死，另一人氣餒而回到斯巴達，結果遭到全城人的蔑視，沒有一個人願意借火給他，也沒有一人願意和他說話。此人在一年后的普拉提亞之戰中用戰死的方式洗雪了自己的恥辱。這就是戴瑪拉托斯向薛西斯形容的：“就算全希臘都投降了，他們也不會投降，就算隻剩下一萬人，一千人，甚至不到一千人，他們也會向波斯軍隊發起沖鋒。”不難想象，這種文化和精神會影響造就什麼樣的民族。

中國共產黨是從追求平等起家的，因此而獲得了人民的擁護，然而發展到今天，卻形成了越來越嚴重的圍繞官位形成的等級關系，這嚴重地背離了中國共產黨的性質宗旨。人活著有等級，死了還進行等級排列。在中國，官職與利益聯系密切，並且在職享有的特權去職后還要享有，職務越高表現越突出，如此下來，進入官員隊伍的人或許不再在意為民眾謀取什麼，隻在意爭取更高的職位，以獲得更大的利益，人人都這樣想，便產生了腐敗。在美國的國家公墓，上至總統、五星上將，下至列兵，每個死者都佔有同等大小的墓地，同等大小的墓碑。在國內你會仰視官員，同時又俯視勞動者，而在世界絕大多數國家，上至總統下至平民都一律被稱為先生和女士。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從體制機制上切斷了權利、職位和利益的關聯，總統、首相離職后得自謀出路，其他所有政務官員退職后的第一要務是找飯碗。諸如此類的差異，不僅僅會影響到民眾的心理認同，還會越來越扭曲整個社會的人生觀、道德觀、價值觀。為什麼我們的物質生活水平越來越高，但精神生活卻越來越貧乏，發生精神蛻變的人越來越多?為什麼我們的物質生活水平越來越高，幸福指數不升反降?不能不說與此高度關聯。人們越來越強烈地追問人為什麼活著和該怎樣活著的問題。

或許有人認為，為什麼活著和怎樣活著屬於人生價值觀的范疇，為私德所關照，不關他人。問題是私德必然會外化成為處事原則與行為方式，特別是普遍性的個體行為必將化作群體行為，本國家本民族的行為也會推及外部國家和民族。世界關聯度越來越高，在世界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的情況下，不能判定這些是自己而不關他人的事情。以飽受詬病的功利主義和短期行為為例，關起門來做事的時候，特別是成為國民普遍的無意識的情況下，也沒有什麼不得了，問題是中國已經走向世界，我們的經濟發展已經高度影響世界，這時的不良表現就開始發酵。比如，我們的企業家到其他國家開廠礦，如果帶去的不僅是資金，還要為利益犧牲環境和員工權益，必導致反感和排斥，甚至擴大至對中國崛起的不信任。為什麼我們的傳統伙伴非洲國家，有的與我們漸行漸遠?個中原因值得反思。

缺少對大國崛起本質和世界精神脈動的准確把握，難以產生佔領人類文明制高點的價值坐標和價值追求。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已成中國之夢。以此號召全民，激發出的積極力量有其必要性。這裡更需強調的是，在凝聚民眾力量的同時，還需要幫助國民認清大國崛起的本質，尤其是現代文明下大國崛起的意義。在許多國人眼裡，大國崛起就是版圖大、財富多，甚至是向其他國家發號施令。比如，在我們的話語系統中，經常出現清代中國經濟總量佔全球的30%，唐代佔40%等說法，因此便有了“夢回大唐”、“萬國來拜”、“納貢稱臣”的想法。這樣的價值坐標和價值追求，也反映在外部評價上，比如評價西方國家的行為基本上是功利評價。西方有沒有為石油發動戰爭的問題?肯定有，但僅僅以此評價西方國家的行為，難免別人反過來認定你：中國一旦強大，必定以自身利益為核心，不會承擔起大國應有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