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文明創造是大國崛起的鮮明標志，為什麼創造文明者不能維持永恆，而是一個個走向衰敗呢?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研究認為，人類歷史上曾經產生過21種文明，其中14種已經消失，6種處於衰落中，唯一繁榮起來的是最古老的蘇美爾文明，該文明延續發展為古希臘文明，再由古希臘文明發展為歐洲乃至全世界的工業文明。到目前為止，該文明仍然主導著人類文明的前進方向，且無衰落跡象，亦無替代者。表面來看，古希臘文明是文藝復興時期思想家們選擇的結果，思想家們為了改變當時神學一統天下、沉重地壓抑著人性的局面，借助了古希臘文明中人性的光輝。假如當時的思想家不是選擇和借助古希臘文明，而是其他的某一種消失了的文明，比如古埃及文明，這一文明是否就不再輝煌了呢?是有變數，但歷史總趨向不會被改變。應當承認，歷史發展存在著偶然，但決定於必然。即使當時思想家們選擇的是其他文明，但最終仍然要回到古希臘文明上來，因為這種文明蘊含著人類發展最需要的豐厚基因。外因是條件，內因是根本。為了更好地認識問題，我們不妨解剖若干帝國的興衰更替及其內在規律。

文明常被野蠻摧毀，這是人類早期帝國更替的一個規律。比如，邁錫尼是人類最早的文明之一，繁榮於公元前16世紀，然而，由於多利亞人入侵，於公元前13世紀毀滅，此后希臘進入長達300年之久的“黑暗時代”。古羅馬不僅在建筑和藝術領域卓有建樹，還產生了影響人類文明走向的《羅馬法》，而矗立於羅馬廣場上的12銅表法，更影響了世界的成文法。盡管古羅馬文明程度更高，卻被奧斯曼帝國征服。

歷史上的大部分時間，中華文明在與周邊游牧民族進行著征服反征服的斗爭。從文化上講，中原顯然創造了比游牧民族更豐富的文化，如王夫之所言，游牧文化處於“逐水草，習射獵，忘君臣，略婚宦，馳突無恆”的狀態，而中原“有城廓之可守，墟市之可利，田土之可耕，賦稅之可納，婚姻仕進之可榮”。結果如何?中原一再被游牧民族所征服。文化最終要改變蠻力，這一規律帶有根本性。正如羅馬征服了希臘，希臘的文化改造了羅馬。當然，最具說服力的還是中國的發展史，中原政權一再被游牧民改變，而中原文化又把一個個進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同化。中原版圖一再擴大，基本上不是因開拓和征服而得，而是因文化改造了入侵者而獲得。

文化在表現其影響和塑造力的過程中，不都是漸進的“春風化雨”式的，有時帶有突變性，並且直接構成為帝國興起的主動力。我們來看大航海或曰地理大發現后的世界，第一個帝國是葡萄牙，無論其人口還是資源，都不敢言擁有了崛起於世界的基礎和能力，但還是實現了崛起，最重要的推動力量是其科學技術發展實現了突破。他們成功地改造了中國的指南針、西方的船帆，把天文學數學引入航海，因此把前人視作險途的大西洋變成通途，由此領先於世界，把自己的語言和習俗帶到超越自身幾十倍的國土和人口，其影響至今存在於曾經的殖民地。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大英帝國。英國是美國之外真正領導過全世界的國家，並且是第一個。為什麼英國做到了這一點?原因在於英國創造了超越其他所有國家的文化與科技。早在1215年，英國國王約翰與貴族簽訂了日后成為其君主立憲法律基石的《大憲章》，有了大憲章，“議會代表整個王國”的憲政道路才在人類社會開創。在實踐經驗的基礎上，思想家們開始將這些創造理論化。哲學家、政治學家洛克早在300多年前就系統闡述憲政民主政治和人的“自然權利”，強調捍衛人的生命、自由和財產權。他首倡權力分配和權力制衡，把政治權力分為立法權、行政權和對外權三種，認為立法權高於其他兩權，但立法權仍要受到人民的管束，當人民發現立法行為與他們的委托相抵觸時，有撤銷立法機關的權力。這些思想和政治理念深刻地影響了英國、美國、法國的政治走向，甚至影響著世界。之后不到百年，現代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的經典著作《國富論》問世，一隻“看不見的手”直接影響了西方政府構成、政治與經濟的關系，這種思想理論不僅影響了西方資產階級經濟理論，並且也影響了無產階級思想家馬克思、恩格斯。他們的思想，再加上牛頓帶來的自然動力向人工動力的轉變，導致工業革命出現在英國而不是其他國家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總體而言，美國與英國的崛起動因是一致的，因為最早踏上新大陸的那批移民，原本就來自英國，他們把英國的文化和價值觀帶到新大陸，其明証便是共同簽署的“五月花號公約”。只是由於文明進步的原因，或美國形成於移民的原因，美國比英國更具包容性和創造力，

英國和美國的發展道路充分証明，文化和科技創造、制度和價值觀創新是近代以來大國崛起的根本動因。那麼，又是什麼因素讓他們更具創造力，或者什麼力量激發出其創造力了呢?這就涉及到一個更深層、更根本、更核心的命題——國家或民族精神。有什麼樣的國家和民族精神，就有什麼樣的國家發展能力，成也在此，敗也在此。以古羅馬和滿清兩個帝國走向衰敗為例來看問題。羅馬帝國曾經何等了得，以至於長期以來人們“言必稱羅馬”。為什麼帝國最后衰落了呢?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精神的衰落。有個小事例或許能夠說明問題，據說今天的解酒藥的前身是羅馬的嘔吐藥，羅馬貴族每天要趕六七場酒宴，但胃的容量有限，於是想辦法把吃進去的再吐出來，保証能繼續吃，這時的貴族已經不再是戰場上沖鋒在前者，而是厭惡戰爭、醉生夢死的人，如此下來怎能不衰敗?!滿清帝國也是這樣。當年數十萬滿族人借助十多萬八旗軍馬踏中原，何等威風，然而到了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進北京，哪一次不是一敗涂地，望風而逃?更可悲的是甲午海戰，北洋水師竟然敗得那麼慘。結局看似出人意料，其實戰前已經注定，因為此時的滿清帝國，精神早已衰落。如劉亞洲上將所言：“晚清以來，八旗子弟遛狗架鳥，醉享太平，耗盡了當年的朝氣、銳氣、虎氣，遇有戰事，敗如山倒。”

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我們讀一讀希羅多德講述的古希臘時期的那場史詩般壯烈的溫泉關戰役，或看一看美國大片《斯巴達300勇士》就會清晰感知。在“要麼失去斯巴達、要麼失去一位國王”的神諭前，斯巴達國王列奧尼達和他麾下的300名勇士選擇了后者，義無返顧地奔向溫泉關。依照時下的功利主義標准，明知不能為而為之，是不是太傻了?其實，一個人、一個集團、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沒有了犧牲精神，永遠不敢言強大。甚至可以說，在一個國家和民族的任何發展階段，如果沒有因擔當而來的犧牲，這個階段就是蒼白的，國家和民族便不可能生存，哪怕出現偶然和個別，也會被人類社會所忽略。至此，我們可以作出一個基本判斷，大國崛起於精神。沒有精神支撐的經濟繁榮不會走出很遠，更不敢言真正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