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造中國精神的著力點和突破口

中國實現崛起離不開精神的力量，問題在於精神力量從哪裡來，其間要做的工作有很多，這裡特別強調以下幾個方面。

以更大的包容度推動更多思想家產生，保証中華民族獲得強有力的思想引領，進而激發精神。中國崛起離不開思想家的引領，但到目前為止中國尚不具備產生一批思想家的土壤和條件，主要原因是我們社會尚缺乏必要的包容思想的雅量和胸懷。習近平同志與民主黨派負責人交流時強調，要容得下尖銳的批評，這是因為我們很多人——特別是掌握公權力、負責意識形態工作的那些人，容不下創新性思想。盡管這樣，還是要承認黨、政府和社會的包容度在不斷提升，尤為重要的是，我們已經清晰地聽到呼喚思想的強音，感受到一種歷史的民族的脈動，各種積極力量正在凝聚成推動和支持思想家產生的物質條件。

思想家如何才能產生呢?自身的努力是前提，隻有不斷提高修養才能夠產生為國家民族擔當的情懷，才會有高遠的境界，進而產生超前超遠的思想。執政者的包容與社會的寬容是關鍵，因為如果有思想家及其思想，沒有環境條件同樣無法保証其作用的發揮。這些在世界所有國家都是相通和相同的，只是在中國表現得更突出。比如，思想家要修養和境界，但中國的文化傳統恰恰無法支持和造就。如梁啟超先生所言，“中國人缺少高尚之目的”。封建統治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馴化知識分子，為什麼中國歷史上大的焚書事件就有十數次之多，這在世界上絕無僅有，原因就是思想控制。西方國家有思想爭鳴的傳統和人文條件，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歐洲文化史中看出，從神學一統被打破后的文藝復興運動中看出。到了現代，堅持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本來擁有比西方更大的思想包容度，但各種原因導致了外部挑戰和壓力從未間斷，制度優勢基本沒有真正發揮出來，於是為了保証主導思想的絕對優勢，始終限制與之相左的思想。西方挾經濟文化優勢，其政治理論和政治制度一直沒有出現超出其承受力的挑戰，尤其后來處於絕對優勢后，更不會再擔心被顛覆，因而便沒有限制某種思想的必要。在此前提下，其社會的多元，政黨的輪替，都不支持思想控制。諸多原因決定了西方一直佔據著思想的高地，擁有思想理論的主導力。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國共產黨建立起來的擁有強大經濟支撐的政治自信、制度自信，再加上民族躍升的需要，必然會創造一個思想繁榮的環境條件，因而造就一批大思想家。

既然寬容和包容的外在環境因素十分重要，那麼我們就需要以扎實有效的工作和措施予以推動，其中兩項工作更為現實和有效。一是更新觀念，做到“把黨的思想化為國家意志”，真正適應多元的時代與開放的社會，適應網絡等新媒體的到來，適應學會了思考和求異、由感恩心理轉變為納稅人心態的廣大民眾，以適應其作用發揮。特別是要確立起科學的思想觀念，以真理和思想的力量服人，而不是僅僅靠執政資源。因為當權力替代思想時，便沒有了追求真理和思想的動力。其實，偉大的政黨和民族，不僅寬容思想家及其思想，並且還要鼓勵思想家去思想，哪怕階段性上其思想與主流價值並不很合拍，還是要鼓勵富有犧牲精神的思想家產生出來，這是為歷史負責，為民族乃至人類負責。二是讓最有思想的人從事黨的意識形態工作，同時不斷改善管理者的人文品質。如果意識形態領域的管理者多是思想僵化、不思進取，且把弄權作為樂趣的人，就不要寄希望中國出現思想的輝煌。如何才能實現管理者與思想者的良性互動?最佳選擇是讓有思想的人從事意識形態工作，因為自己有思想便不怕別人有思想，就會支持別人產生思想，武大郎開店斷不會欣賞思想家及其思想。至於提升意識形態工作者的人文品質，也是條件之一。有人這樣說，一個所有人能夠自由運用良知的社會，就是一個自由的理想社會;一個自由的理想社會，也就是所有人都能自由運用良知的社會。隻要阻止人們自由運用良知的特權消除，即使良知曾經失去也會自然地回到人們的心中。緬甸最后一任新聞審查總長的故事讓人看到了人性和良知復蘇。緬甸廢除新聞審查制度后，一個長期隻知限制而不知創造的高級官員突然不再掌握權柄，昔日每天都要發出大量命令、禁令的辦公室變得冷清，但他收獲了一份更加寶貴的東西——久違的善良重新回到了他的身上，他終於認識到，自己過去長期從事的新聞審查、鉗制言論自由，與不斷變化的世界是格格不入的。可以想見，當意識形態工作者自己的人文品質提升后，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必發生變化，一種良性互動由此逐漸形成。實際上，看一下看我們網絡媒體的變化就會理解，以往的大量刪貼影響極壞，而今很少見到網絡刪帖，結果情況並沒有變壞，而是向好的方向發展，這印証的恰是堵與疏的歷史經驗。

解構神性、人性、獸性，弄清生命的意義，確立民族性與普世性相結合的核心價值觀，為人性覺醒和神性張揚奠定堅實的基礎。不管是對於單個人，還是一個集團或民族，精神提升都是一場有始無終的運動，並且需要清晰而又科學的價值坐標和堅實的基礎。沒有清晰和科學的價值坐標，無法明確前進方向，沒有堅實的基礎，無以建構精神大廈，即使建設起來，也很難經受住各種思潮的沖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