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黃帝與石?古城關系的爭議上來，我感到作者對我的批評，仍是靠著“大多數”立論，以所謂“一般認識”作為是非標准，提出他的不同於我的主張的。

首先是黃帝的年代問題。前已指出，作者強調陶寺古城與堯舜有關，就是為了顯示作為“五帝”中的后兩位“帝”生活在龍山時期，即石?古城開始建造於距今4300年左右的年代，以此來襯托作為“五帝”之首的黃帝與石?古城無關。說黃帝為“五帝”之首而遠在堯舜之前，當然是“一般認識”，然而這個認識對不對呢？當今學者，從顧頡剛、傅斯年等人開始，包括徐旭生，實已很少有人相信司馬遷《五帝本紀》所記述的那樣一套以黃帝為首，其他幾位古帝及夏商周三代王室都是黃帝子孫的血緣譜系了，大家都承認所謂“五帝”實只是史前各個氏族部落的首領，是這些部族的后人各自奉祀的祖先，並且這些部族都各自生活在不同的地域。既然如此，我們憑什麼去証明這各個部族的首領在歷史上存在的先后次序呢？譬如黃帝，其作為周人的祖先，我們到底有何証據說他一定在其他四帝之前？是人們把黃帝——周人這支氏族的世系與顓頊諸帝的世系比較的結果，還是有什麼確切的史料証明黃帝生活的時代一定比諸帝久遠？帝嚳據說是商人的祖先，我們姑且相信這個說法，然而他到底是商人多少代前的祖先，並沒有任何材料可以說明，憑什麼就說他一定在黃帝、顓頊之后，而在堯舜之前呢？所可論定者，大概隻有顓頊在堯舜稍前的一些時候，因為有《左傳》諸書提到了有虞氏的世系，說顓頊作為有虞氏的首領在舜之前。除此之外，其他都是無從論定的。當然，我們也不能忽略作者在這裡給出的黃帝距今5000年而在堯舜之前的“証據”，即所謂《竹書紀年》的記載。不幸的是，這條記載的可信性卻很值得懷疑。一則，據陳夢家、方詩銘諸家的研究，《紀年》的編年紀事實起自夏，今《路史·發揮》所引《竹書紀年》提及黃帝之事，並非《紀年》原文。其二，就“黃帝至禹，為世三十”這句話而言，亦是羅泌隱括其所用材料之語，非《紀年》原文，而羅泌著《路史》在《今本紀年》之后，並有摘抄《今本》之行為，安知此語不是羅泌據《今本》中其他材料得出的結論？我想，即令這句話出自真的《紀年》，也沒有必要信以為實，因為《紀年》寫作在戰國末年，其時已有將黃帝等傳說中人物編在一個譜系上的書籍出現，此與黃帝等人本來的部族首領的形象已發生了很大改變，《紀年》照此而稱說黃帝如何如何，也是很自然的事，豈可信以為真。這裡，我倒想問，除了這類戰國晚近的文獻，還有哪些先秦時期的古籍能夠提供黃帝距今5000年的証據呢？

其次是黃帝與華夏暨華夏文明的關系問題。作者仍按老套路說，黃帝作為一般認識中的“華夏始祖”，其所創造的文明當然是華夏文明，而華夏文明隻分布在長江、黃河流域。言下之意，是黃帝及其部落不會在北方長城地帶留下他們的足跡。這套看似有理的說辭是經不起推敲的，因為它無法回答何以有那麼多文獻，而且是較早的文獻提到黃帝活動在今北方長城地帶的問題，如拙文所舉，不僅陝北留有黃帝的陵墓，河北涿鹿留有黃帝與蚩尤征戰並在那裡“合符”和作為都邑的文獻記載，還有他的后裔白狄族與周人活動在陝晉一帶的記載與考古學遺跡。作者對我所舉的這些論據未做正面回應，也是在回避這個問題。看來，作者是混淆了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的祖先黃帝傳說與真的黃帝部族的歷史這二者間的界限。黃帝之作為華夏族的共同祖先，乃是華夏民族形成以后體現在華夏共同文化上的民族心理素質的表現，而我國華夏民族的形成乃是周朝建立以后，經過周人與夏商舊族及各蠻夷戎狄的長期融合而成為一體后才出現的事情。至於華夏族何以奉黃帝為共同祖先，並把他置於諸位祖先之首，則是周人屬於黃帝部族直系后裔的緣故。作為周人祖先的黃帝原本生活在北方長城地帶，這與他日后作為華夏民族的祖先而被當作華夏共同文化的代表是兩回事情，二者互為關聯卻並不矛盾，我們不能以后者去否定前者所倚靠的史實背景。

最后是石?遺址及所屬考古學文化的性質問題。我們認為，作者將石?古城所屬的考古學文化歸入草原文化的范疇，將石?居住的人群視作與南方農耕文明相對立的人群，完全是一種想當然的做法，不嚴密又不科學。所謂北方草原文化的形成有一個過程，不是一開始北方各地就是一派草原文化的風光的。石?遺址屬於朱開溝文化，朱開溝文化基本屬於一種農耕文化，尤其在它的早期階段，而石?古城的始建年代正值朱開溝文化的早期。這裡涉及到朱開溝文化分布區域早晚期地理環境的變遷問題。學者研究，當朱開溝文化的早期，其所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尚為森林草原景觀，降水量也較多，是較適宜於農業經濟的發展的，考古發現也証明其時朱開溝的農業生產已發展到較高的程度（田廣金《北方文化與匈奴文明》，第261-263，又300-301頁）。只是到了它的后期，才因這個地方的氣候變得越來越干冷，致使其自然環境向典型的草原景觀轉化，當地的經濟也才變為半農半牧經濟，而這已相當於商代開始的時期了，我們不能以后例前，說黃帝時期這裡的人們就是從事畜牧業經濟，甚至是“游牧經濟”。可以設想，正是這樣一種氣候環境的變遷，才促使居住在這裡的黃帝族后裔——─部分白狄族人和周人的東徙南遷，才有了后來周人在渭水流域的崛起並建立周王朝，也才有了以周人為主導的中原各古老部族的大融合暨華夏民族的形成。從這個角度看，石?古城作為周人祖先黃帝族的居邑，也可稱得上是華夏民族的發祥地。 （作者單位：河北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