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要堅持評價歷史人物的科學態度和方法，具體應該怎麼做呢？
第一，要有歷史分析的眼光，把歷史人物放到其所處的歷史環境中來評價。
世界上從來沒有任何一個事物是完美無缺的。完美無缺不是衡量美丑的尺度，更不是評判是非的標准。無論多麼偉大的歷史人物，都不能不帶有其所處時代的烙印和局限。這就決定了在評價歷史人物時，必須對其缺點和不足進行歷史的分析，不能以后來的認識水平和標准來苛求前人，更不能因其存在歷史局限或缺點就不加分析地全面否定。
毛澤東在談到黨史上的錯誤時特別強調：“不應該隻恨幾個人。如果隻恨幾個人，那就是把歷史看成是少數人創造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不是主觀主義，應該找出歷史事件的實質和它的客觀原因。隻看客觀原因夠不夠呢？不夠的，還必須看到領導者的作用，那是有很大作用的。但是領導人物也是客觀的存在，搞‘左’了、搞右了，或者犯了什麼錯誤，都是有客觀原因的，找到客觀原因才能解釋。” 對於毛澤東提倡的這一方法，鄧小平后來曾不無感慨地說道：“我們的革命導師馬克思、列寧、毛澤東同志歷來重視具體的歷史條件，重視從研究歷史和現狀中找出規律性的東西來指導革命。那種否定新的歷史條件的觀點，就是割斷歷史，脫離實際，搞形而上學，就是違反辯証法。”
對於孫中山的評價，也應當如此。首先要把他放到所處的歷史環境中，對其缺點和不足進行歷史的分析。雖然，他沒有看到發動廣大人民群眾的重要作用，更多是依靠某些軍閥和少數革命黨人的力量，未能形成最廣大、最強有力的革命同盟軍﹔也沒有注重從思想上加強對革命黨的建設，未能使革命黨發揮應有的領導作用，等等。但產生這些缺點和不足的原因，卻是與當時由中國特殊國情所導致的中國資產階級自身存在的軟弱性密切相關。更何況，中國的革命者對於革命的正確認識不是與生俱來的，要通過無數次失敗和成功的考驗，經過不斷的總結經驗教訓，才能一步步成熟起來。孫中山作為中國民主革命最早的探索者之一，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局限下，沒有、也不可能完全避免這些錯誤。正如毛澤東在該文中所指出：“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導時代潮流的偉大歷史人物大都有他們的缺點一樣，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於前人的。”與之相反，赫魯曉夫卻沒有對斯大林的錯誤進行歷史的分析，沒有講清楚斯大林的錯誤與其所處特定歷史環境之間的關系，而這種不結合歷史條件來評價歷史人物的做法，既是不科學、不深刻的，也是經不起歷史考驗、不能信服人的。
由此可見，科學地評價歷史人物，應該具有歷史分析的眼光，從歷史發展的內部聯系中，找出歷史人物活動的客觀根據，不僅看其在所處的歷史條件下認識到了什麼，也要看其在所處的歷史條件下為什麼沒有認識到什麼。
第二、要有時代分析的眼光，把歷史人物放到時代發展總體上升趨勢中去辨別。
時代發展總是伴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方向和趨勢，即前進和倒退，或進步和落后。雖然，時代發展並不是在任何時間、任何條件下都呈現單向度上升趨勢，但時代發展總體上升趨勢卻是不變的，即前進總會取代倒退，進步必然戰勝落后。當人的作為順應了這一總體上升趨勢，就會成為歷史發展進步的促進力量。反之，則會成為歷史發展進步的阻礙因素。所以，是正面引領時代潮流，還是反面阻礙時代潮流﹔是站在進步勢力一邊，還是站在落后勢力一邊。這是評價歷史人物的一個基本依據。
落后勢力是背離時代發展總體上升趨勢的。一個人如果站在了落后勢力一邊，其為落后勢力所做的一切，從本質上講都是對時代發展進步的阻礙。比如，清末時期，封建專制政權已經成為時代發展的主要阻礙力量。這一期間，雖然也出現過一些頗具實力和影響的所謂“中興名臣”， 如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他們為維持清王朝的統治也作出過不同的貢獻，從一定程度上延緩了清王朝的滅亡。但從時代發展總體上升趨勢的角度看，他們對封建腐朽政權只是起到了維護修葺的作用，並沒有能力對其進行徹底改造，從根本上講他們對此所做的一切，反而會對新生力量所引領的摧枯拉朽的斗爭產生消極作用。這是在評價這些歷史人物時所應切實把握的。
進步勢力則是順應時代發展總體上升趨勢的。一個人如果站在進步勢力一邊，即使有缺點和錯誤，也不能否認其對時代的發展進步所產生的積極影響。這與落后勢力是有本質的不同的。孫中山所倡導的民主革命當時就是引領時代發展潮流的，它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使反動統治秩序再也無法穩定下來。所以，他雖有缺點和不足，但對於中國的發展進步而言，仍不失其偉大的一面。而赫魯曉夫在評價斯大林時，就沒有講清楚斯大林的錯誤，是“一個歷史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的領導人” 所犯的錯誤，很多是由於認識與實踐相脫節的原因所導致，這與落后勢力所犯的錯誤有本質區別。所以，在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同時，實際上也極大削弱了前蘇聯人民對蘇共和社會主義的思想認同、政治認同和情感認同。
正因如此，科學評價歷史人物，必須具有時代分析的眼光，把是否順應了時代發展總體上升趨勢，作為對歷史人物進行辨別和判斷的一個根本前提。正如毛澤東所指出：要劃清“是革命還是反革命”、“是延安還是西安”的界限。有的人“反對官僚主義，就把延安說得好似‘一無是處’，而沒有把延安的官僚主義同西安的官僚主義比較一下，區別一下。這就從根本上犯了錯誤。”
第三、要有全面分析的眼光，把歷史人物的全部經歷、全部歷史作為評價依據。
人是復雜的，有優點，就可能有缺點﹔人的實踐是多樣的，有成功的經驗，就可能有失敗的教訓。科學評價歷史人物，要在全面分析其經歷的基礎上，一分為二地區分其功過得失，並切實把握其主要方面。
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的果實最終被袁世凱所竊取，革命沒有達到預期目的，未能改變舊中國的社會性質和人民的悲慘境遇，從是否完成民主革命任務的角度來看，它失敗了。但辛亥革命卻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開創了完全意義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從這方面來看，辛亥革命的進步意義遠遠大於它的局限性。而這一切都與孫中山的貢獻分不開，評價孫中山就不能忽視這一主要方面。毛澤東在該文中就對孫中山的重大貢獻作了概括：
一、在中國民主革命准備時期，孫中山以鮮明的中國革命民主派立場，同中國改良派作了尖銳的斗爭。他在這一斗爭中是中國革命民主派的旗幟。
二、在辛亥革命時期，領導人民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國。
三、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把三民主義發展為新三民主義。
不僅如此，毛澤東還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了孫中山對於后來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人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他說：“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給我們許多有益的東西。現代中國人，除了一小簇反革命分子以外，都是孫先生革命事業的繼承者。”也是在這種影響下，“我們完成了孫先生沒有完成的民主革命，並且把這個革命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這樣，毛澤東就把孫中山為中國革命事業而奮斗的一生與中國共產黨人的奮斗歷程有機結合起來，把舊民主主義性質的辛亥革命與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有機銜接起來，進一步揭示和拓展了中國共產黨人為之奮斗的復興大業的現實依據和歷史縱深。而赫魯曉夫則只是抓住斯大林的錯誤方面，把斯大林的一生說成一團漆黑，抹殺了斯大林對前蘇聯及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所作出的重要貢獻。這種以偏蓋全的錯誤做法，表面看只是否定了斯大林個人，實際上則是否定了斯大林時代的整個蘇共歷史和前蘇聯社會主義歷史。
由此可見，科學評價歷史人物，必須具有全面分析的眼光，看其全部經歷及在關鍵時刻的表現，不能斷章取義、以偏蓋全，也不能依據個人好惡、感情用事，不加分析地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而要擺正功和過的位置，並切實把握其主要方面。正如毛澤東所指出：“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頭腦，對於復雜事物，不願作反復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愛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今后應該改善這種狀況。
值得尋味的是，二十五年后，毛澤東在評價斯大林、孫中山等人的歷史功過時所體現的這種科學態度和方法，也被鄧小平用作對他本人的歷史功過進行評價的依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