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要對錯誤和挫折時期的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不能簡單否定一切，也不能片面夸大成績。

真理和成績、錯誤和挫折就像一對“龍鳳胎”，共同存在於黨的“母體”中，既“性別不同”、體量不同，又“相互環抱”、密不可分。黨在犯錯誤期間，總的指導思想和方針政策的主要傾向無疑是錯誤的，必須堅決否定和反對。但這卻並不意味著這些時期的所有政策、舉措都是錯誤的，也不應該對這些時期的所有工作、實踐都一概否定，更不能夠對這些時期的廣大黨員、干部都進行指責。

首先，在錯誤和挫折時期，也有一些正確的政策和舉措。

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對於從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時期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毛澤東就指出：“一方面，應指出那個時期中央領導機關所採取的政治策略、軍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錯誤的﹔另一方面，應指出當時犯錯誤的同志在反對蔣介石、主張土地革命和紅軍斗爭這些基本問題上面，和我們之間是沒有爭論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進行分析。例如在土地問題上，當時的錯誤是實行了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政策，但在沒收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和少地的農民這一點上，則是和我們一致的。”

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建設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取得了一些雖尚不成熟卻又異常珍貴的思想和理論成果。比如，在1956年通過社會主義改造基本消滅私有制后不久，毛澤東提出了“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思想，並對利用和發展資本主義的問題進行了實踐探索，這促進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改革之間的理論銜接。又如，他在1959年底、1960年初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提出：社會主義可分為不發達的社會主義和發達的社會主義兩個階段，這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的形成提供了有益借鑒。再如，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期，由毛澤東和中央提出構想、后由周恩來加以概括的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的“一綱四目”思想， 也成為“一國兩制”理論的雛形，等等。這些可貴的思想和觀點雖然有的並沒有加以實施，有的實施后不久即被中斷，但這些思想的萌芽和實踐的探索，卻成為后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可供借鑒的最直接、最寶貴的財富。鑒於此，薄一波后來提出過一個著名的觀點：對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是“始於毛而成於鄧”。

其次，在錯誤和挫折時期，黨的工作和實踐也有發展。

“文化大革命”是黨所犯的全局性、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使黨、國家和人民遭受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和損失。但即使是在這個時期，黨在一些領域的工作也還是有進展的。胡喬木就說過：前后二十年“左”傾錯誤期間，國家的經濟總的說還是發展的。我們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那十年間也有不屬於“文化大革命”的成就，如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的確，這一時期，在經濟領域，工農業也有一些發展，糧食生產保持了比較穩定的增長，原油產量有了明顯的提高，一些技術先進的大型企業投產，還建成了南京長江大橋等一批重點工程項目﹔在科技領域，我們實現了氫彈試驗成功和衛星發射成功，雜交水稻也開始育成推廣等﹔在外交領域，打開了中美關系的大門，實現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等等。基於此，胡繩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和“文化大革命”時期區別開來，也即作為政治運動，必須對“文化大革命”徹底否定﹔但作為時空概念，這一時期卻包含著錯誤、正確及兩者的混合物。

再次，在錯誤和挫折時期，並不是所有的黨員和干部都犯了錯誤。

關於這個問題，毛澤東在總結革命經驗時就曾明確指出：從歷史上看，“黨員群眾與廣大干部始終沒有犯過總路線上的錯誤，這是沒有使黨受致命傷及能夠迅速糾正錯誤的最主要的原因。總路線錯誤隻在最高領導機關中發生與推行出去，有部分的干部與黨員真心附和著，其他都是被紀律強迫去做的。就在最高領導機關中，也只是佔了統治地位的人員負主要的責任，其他人員則不負主要責任（半被迫的），或不負責任（完全被迫的）”。 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錯誤實踐中，也充分體現了這一點。比如，對於“文化大革命”等錯誤，就遭到了來自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反對，也遭到了來自中央領導層的很多高級干部和開國元勛的抵制。

因此，要堅持歷史的觀點，把錯誤本身與錯誤時期的整個歷史區別開來，特別是與人民群眾的自覺抗爭和堅韌奮斗的歷史區別開來﹔要堅持全面的觀點，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錯誤要談透，成績要講夠。這才是評價歷史的科學態度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