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要看到新生力量所犯的錯誤具有兩重性，不能無視其消極的危害，也不能忽視其積極的因素。

錯誤本身是消極的、負面的，但如果分析得透、運用得好，錯誤的教訓也可轉化為積極的、正面的因素。對於新生力量而言，其擁有的自我糾錯能力往往更強，敢於和善於正視錯誤、直面錯誤，找到犯錯誤的根源和症結，並加以堅決的改正。這是將錯誤的消極危害轉化為積極因素的關鍵條件。

中國共產黨始終注重將自己的錯誤作為繼續前進的寶貴財富，善於從自己的錯誤中去汲取智慧和營養，去探尋解決中國問題的正確答案。毛澤東就曾指出：“不要把錯誤認為單純是一種恥辱，要看作同樣是一種財產﹔不能說錯誤路線沒有用處，它是有很大的教育意義的。” 他甚至還舉例說明：“王明的教條主義錯誤，曾給我國的革命造成很大的損失。但是他的錯誤對我們有幫助，教育了黨，教育了人民，從這一點上講，我本人就是他的學生。”

黨的歷史實踐也表明，錯誤的教訓往往比成功的經驗更有說服力，更具啟迪性。在新民主主義時期，正是由於黨汲取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錯誤的教訓，才舉起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斗爭的旗幟，創建了偉大的人民軍隊，為贏得革命勝利提供了根本保障﹔汲取了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教訓，才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內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沿著正確的路線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在社會主義時期，也是因為汲取了“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錯誤教訓，才開創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局面，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正如鄧小平指出：改革開放的“路線、方針、政策是在總結了成功時期的經驗、失敗時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時期的經驗后制定的。”

第四，要端正揭示錯誤、反思歷史的目的、態度和方法，不能一味淺嘗輒止，也不能故意丑化抹黑。

揭示錯誤的目的，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教訓，避免重蹈錯誤之覆轍，促進更大的團結，開辟美好的未來。早在延安時期，黨就通過制定《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統一了全黨的思想，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的指導地位，促進了黨的團結，為革命的勝利贏得了有利局面。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黨又及時通過制定《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科學評價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成功實現指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促使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團結一致向前看，為改革開放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礎。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總結歷史，不要著眼於個人功過，而是為了開辟未來。”

揭示錯誤的態度，應是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弄清錯誤產生的客觀原因和思想根源，懲前毖后，治病救人。毛澤東曾指出：“關於研究歷史經驗應取何種態度問題。中央認為應使干部對於黨內歷史問題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時對於歷史上犯過錯誤的同志在作結論時應取寬大的方針”。他還針對黨在革命時期在此方面出現的問題指出：

曾經有過反對陳獨秀錯誤路線和李立三錯誤路線的大斗爭，這些斗爭是完全應該的。但其方法有缺點：一方面，沒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徹底了解當時錯誤的原因、環境和改正此種錯誤的詳細辦法，以致后來又可能重犯同類性質的錯誤﹔另一方面，太著重了個人的責任，未能團結更多的人共同工作。這兩個缺點，我們應引為鑒戒。這次處理歷史問題，不應著重於一些個別同志的責任方面，而應著重於當時環境的分析，當時錯誤的內容，當時錯誤的社會根源、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實行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借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這樣兩個目的。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志之一。

揭示錯誤的方法，應是馬克思主義提倡的歷史的分析的方法。毛澤東說過：“我們的眼力不夠，應該借助於望遠鏡和顯微鏡。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就是政治上軍事上的望遠鏡和顯微鏡。” 后來，歷史學家翦伯贊對這一方法進行了闡發，他說：分析不怕細致、深刻，否則不能揭示歷史事件的本質﹔綜合不怕全面、概括，否則不能顯出歷史的全貌、線索。因此，在分析的時候要鑽進個別歷史事件裡面去，用顯微鏡去發現問題﹔在綜合時，又要站在個別歷史事件之外，高瞻遠矚，用望遠鏡去觀察歷史形勢。 這些都為我們更好地揭示錯誤、吸取教訓提供了方法論指導。

需要強調的是，在揭示黨的錯誤和挫折的過程中，必須警惕歷史虛無主義的影響。清代著名思想家龔自珍說過：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敗人之綱紀，必先去其史﹔絕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如果借揭示錯誤之名，片面夸大黨的錯誤，惡意歪曲黨的歷史，不僅不符合歷史的真實，是不科學的﹔也將動搖人民對黨的信任和支持，給敵對勢力提供口實，造成思想上的混亂，影響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