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构建社会服务体系，推进配套改革
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增进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区域、产业、制度、产品等多个方面的竞争力。要实现这个目标，除了上述五大要素改革，还需要若干配套改革。构建社会普遍服务体系，即为其中之一。
一、我国经济增长正面临“五力”约束
1.区域发展、城乡发展的不平衡性，直接影响区域竞争力的提升
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仍然与东部、城镇地区有着显著差距，且公共服务大部分附着于户籍之上，它已经影响到全国统一要素市场的形成，使得区域、城乡不平衡产生自我强化的内生机制。这种格局决定了我国虽然进入新常态，但并不意味着各地区、城乡同步进入新常态。广大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仍有非常广阔的财政投资空间，潜在经济增长能力较为充足。但是，这些地区的发展不能简单重复“昨天的故事”，要发挥“学习效应”，避免出现东部地区、城镇地区的负面问题，在扩大需求的同时，主动优化供给侧。
2.产业结构升级动力不足，产业的总体创新能力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对产业结构竞争力形成抑制作用
我国处于加速工业化，并向知识社会转型的重要节点。然而，几乎所有传统产业都出现危机，国有企业行政性垄断较为突出，产业网络化创新程度较低，知识扩散和共享机制不健全，市场主体活力不足，投资意愿不强，市场主体对经济的预期由乐观转向观望甚至悲观，严重影响了我国由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进一步转向知识文明的进程。一些传统禀赋优势在逐步丧失，必须要寻找一条新路来优化生产方式，让技术创新成本更加“低廉”，实施国有企业改革，激发市场活力。
3.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进入攻坚期，束缚经济转型升级的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制度结构竞争力亟待提高
政府和市场、社会的关系仍然得不到正确处理，政府在对待处理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时，仍然怀着“管控”的思维，而非树立平等的“合作关系”，政府对市场、社会的干预较为严重。企业、社会主体在开拓市场、配置资源时，第一时间不是想到“找市场”“找需求”，而是“找政府”，通过强大的政府之手来实现既定目标。
4.改革开放将进入新阶段，仍需要多方探索，供给侧管理与对外开放新格局有机融合的方式，构建面向全球的利益共享结构，提高利益结构竞争力
经济新常态之前，出口导向战略作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战略，吸引了大量外资，改善了我国资本短缺的状况。然而，这种“大进大出”的对外开放模式，加剧了全球资源能源供应的紧张局面，引发了我国和资源能源产地的利益矛盾。我国须加快构建新型开放经济格局，统筹“引进来”和“走出去”，统筹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做强制造业和提升服务业，服务于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大局。从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亚投行并不是一个区域、局部概念，而是创造一种新的利益共享、合作机制。
5.我国传统乡土社会治理模式的优势在不断丧失，以家族为纽带的传统伦理结构受到剧烈影响，亟待按照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念，完善社会伦理结构，服务于供给侧管理
如果说，区域、产业、制度是供给侧管理的“硬件”，那么伦理就是“软件”。增强社会经济主体的责任意识、道德伦理意识，“内化于心、外化于形”，决定了供给侧管理的质量。从现行社会经济运行来看，仍然未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伦理结构。例如，“契约”“法治”精神的缺乏，企业社会责任意识的淡漠，等等。所以说，创新社会治理架构，从科层制变成面向扁平，将成为供给侧管理的重要内容。
总之，供给侧管理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手段，更是一个综合社会、政治、文化、伦理等各个领域的综合管理方式。它的目标在于帮助中国完成现代化、避免陷入“四大陷阱”，即“西班牙幻影”造成的财富幻觉、经济增长困境引起的“中等收入陷阱”、政府失信的“塔西佗陷阱”以及“富而颓废”的高等收入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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