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金海：邓小平新文明观的世界历史意义

正是在邓小平等老一辈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推动下，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纠正了在很长时期内坚持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正是这一决定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彻底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激发起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空前积极性。随之，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步伐空前加速，中国现代化融入世界现代化的大潮蓬勃兴起。打开国门，学习西方，大力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科学技术、管理方式以及一切有益的文明成就成为时代的最强音。

但是，随即也出现了另一种错误倾向，即向往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立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及时提出了“两个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1979年夏，邓小平指导起草的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讲话文稿中就提出了“两个文明”建设思想。1979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大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明确要求，要“同各种妨害四个现代化的思想习惯进行长期的、有效的斗争。要批判剥削阶级思想和小生产守旧狭隘心理的影响，批判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克服官僚主义。要恢复和发扬我们党和人民的革命传统，培养和树立优良的道德风尚，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的贡献”。[1](p.209)

邓小平还进一步指出：“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1](p.367)

针对一些人忽视精神文明建设的倾向，邓小平严肃指出：“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党和政府愈是实行各项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政策，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负责干部，就愈要高度重视、愈要身体力行共产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道德。”[1](p.367)他大声疾呼，要把共产主义思想道德推广到全体人民特别是全体青少年中间去，使之成为我们国家和全体人民的精神支柱。

邓小平还在不同场合，对“两个文明”建设进行过多方面的阐述，使这一思想不断丰富。其中，具有概括性的阐述，是他在1983年4月29日会见印度共产党代表团时的讲话。他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2](p.28)这样，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成为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分割的两大根本任务。

党的十二大报告进一步集中体现了邓小平这一思想，深刻阐明了社会主义建设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辩证关系，即物质文明建设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可缺少的基础”，精神文明建设“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不但起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保证它的正确的发展方向，两种文明的建设互为条件，又互为目的”。

这样，“两个文明”建设就成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前进的两个轮子。物质文明建设是驱动轮，精神文明建设是方向轮。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有机整体。这就从根本上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