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也是“育才梦”

城镇化是中国成长最雄厚的动力源

贾 康在接受《人民画报》2013年第5期专访时认为，中国成长最雄厚的动力源就在于弥合城乡二元经济的这个城镇化过程。我们从“一五”时期就开始追求工业化，方向始终是明确的。但是，过去大家并不知道工业化必然伴随城镇化，走过弯路。改革开放之后，城镇化水平提高明显，约一年上升1个百分点。现在要处理的是，已经加速的城镇化怎样发展才更健康。处理得好，经济发展的动力源不断地释放出来；处理不好，矛盾会打断我们的现代化过程。目前中国每年的城镇化率还是要上升1个点左右。但是，现在的城镇化水平统计是有水分的：其实并不是农村人口变城市常住人口就是真正的市民了，在户籍制度和其他待遇方面是有歧视的。怎样沿着以市民化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路径健康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走出去的不仅是中国文化，还要有中国人

王国平在2013年6月19日《光明日报》撰文认为，正是由于中西方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在推进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开动脑筋，有的放矢，讲求方法与策略，追求传播的有效性。

中国在迈向文化强国的历史进程中，需要将一种符合当代中国发展现实的文化形象，“植入”到我们的文化产品与文化表达方式之中。我们现在需要建构与传播的是能够体现我们这个时代特征的文化形象，而不仅是那些深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静卧在博物馆里的古董，沉睡在古籍中的文字。它们是文化遗产，应该予以保护，但不能够作为这个时代的文化标志来推广。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途中要重视人的因素。文化“走出去”，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中国的文化产品“走出去”，但有一部分是经常被忽略的，那就是由于人走出去了，文化也跟着人而“走出去”。这个部分不是由图书、电影这样的载体来表达的，而是由活生生的自然人来表达的。中国目前每年出境的人数接近1亿人，他们在演绎着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国文化。所以每个中国人在传播着中华文化，都是中国的文化“大使”。

“生态文明”不在西方

周生贤在《瞭望新闻周刊》2013年第18期撰文认为，作为一种新的文明形态，按照一般推理，生态文明应在发达国家兴起，因为生态危机的发生和危害首先在那里体现。但是，建设生态文明构想却没有在那里诞生，实践没有在那里展开。主要原因在于：其一，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积累了强大物质基础、技术和资金优势，以巨大投入治理环境，使自身生态危机得到缓解；第二，西方发达国家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生态环境成本，失去了发展生态文明的内生动力；第三，西方发达国家现行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难以自发转向。它们已经形成了不可持续的低储蓄、高消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难以重构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产业结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

“绿皮”城市不是生态文明

高小康在2013年5月16日《光明日报》撰文认为，文化生态建设不同于单纯为城市“刷绿”的伪生态文明建设，而是文明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型——向后增长型文明转型。对于都市发展来说，核心指标不但不再是GDP，而且也不应该是造湖铺绿之类的绿皮形象建设，而是整个文化生态的重构：城市建设对规模、豪华和高密度功能集聚的追求需要降温，新的城镇化不能变成新一轮大都市化浪潮；城市对资源的抽吸作用应当弱化和分散化，不能在城市的资源配置和生活质量方面继续强化金字塔型梯度差异；都市中不同文化群体、不同空间的关系需要重新认识和合理建设，使每个人都能够有尊严地生活；都市生活方式要从舒适、方便和享受转向积极、健康和自然……总之，文化生态的重构意味着城市发展观的重构。有了这种重构的意识，城市有了新的发展方向和价值尺度，才能从“绿皮病”中摆脱出来，走向真正的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司法观念非理性化的现实表现

杨 蓉在《党政干部学刊》2013年第4期撰文认为，在司法实践中，非理性化的司法观念的现实表现为：一是重打击犯罪，轻保护人权。二是重实体，轻程序。三是重办案数量，轻案件质量。四是重配合，轻监督制约。教育和引导广大政法干警彻底摒弃那些过时的、错误的、不符合法治进步要求的思想和观念，牢固树立公开、公平、公正、人权、文明、廉洁的执法理念，并自觉以之指导执法实践，从根本上改变政法机关的执法状况，提升执法形象，确保类似佘祥林错案不再重演已是当务之急。

施存统对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贡献

窦春芳在《广西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撰文认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1920年8月22日，8个社会主义者在上海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随后，北京、广州、长沙、武汉等处也有同样的团体产生。由于青年团的成员思想比较复杂、缺乏领导骨干、主要领导人离任、经费困难等原因，1921年5月，上海、北京、广州等地的青年团宣告暂时解散。1922年初，施存统从日本留学回国，党组织派他负责恢复重建社会主义青年团。施存统通过紧张的工作，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进行重新登记，又整顿和健全了各地解散的团组织，并筹备了青年团“一大”。在青年团“一大”上，施存统当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中央的首任书记。担任团中央书记1年零8个月里，施存统主持着繁重的团务工作，《先驱》是团中央的机关报，除担任主编外，他还为《先驱》撰稿，同时负责《先驱》的出版工作，此外，还积极撰写文章指导青年团的工作。组织和领导广大团员和青年投入到各项政治活动中，并做了大量的实践性的工作，期间先后两次被捕。1957年1月，在接受访问时，施存统认为自己在担任书记期间，团中央做了7件工作：支持孙中山，反对陈炯明；支持上海日华纱厂的罢工；组织反基督教学生同盟；散发传单，反对曹锟贿选；发起纪念被反动派杀害的黄爱、庞人铨的运动；反对张国焘运动；声援“二七”大罢工。共产国际对施存统的工作成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在中国青年运动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