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曾培的散文，涉笔甚广，包括写人、游记、随笔等，其中我最看重的是写人散文。

　　江曾培的写人散文，表现对象大都是文化界尤其是上海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其中很多是“德艺双馨”的作家、艺术家和学者。譬如巴金、柯灵、汪道涵、王元化、赵超构、罗竹风、赵家璧、范泉、钱君匋、刘海粟、赵丹、黄宗英等，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记述了这些文化名人“高尚的品德、卓越的见识、渊博的知识、精湛的技艺”，写出“他们多姿多彩的精神世界”。他的写人散文，篇幅都不长，却能勾勒出各个人物鲜活的精神风貌。这得力于他笔力的集中。他说过：“每篇文字所述，限于我一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往往取其一点，不及其余，并非全面‘读人’，或读‘全人’。”写汪道涵，着重写他的“嗜书如命”；写王元化，着重写他“沉潜在思辨海洋中”；写赵丹，着重写他渴望艺术创作，“地狱天堂索艺珠”；写赵家璧，则是突出这位编辑大家几十年来对编辑出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不懈追求。散文写人最忌泛，泛则浅，他不求全，紧紧抓住对象给自己最深的一点感受予以突出描写，反而给读者留下深切的印象。

　　注重细节描写，是江曾培写人散文的一大特色。细节对于写人至关重要，滞于叙事而缺乏细节，人物易流于平面化，唯有生动感性的细节，人物才可臻于立体化。但细节需要提炼，只有从人物经历中选取最具特征性的细节来加以表现，人物方能活起来。江曾培总能提取最能体现人物精神特质的生活细节来刻画对象。比如，他写道：“在巴老的书桌上，除了一叠校样外，赫然放着的是一架放大镜和一本《现代汉语词典》。”这是因为“巴老遇到一些把握不定的字、词，就要翻翻这部词典”。这就突出地表现了这位文学泰斗在创作中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在江曾培的笔下，柯灵为了写好《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卷的序言，认真阅读了散文卷里180家的365篇作品，计120万字，还查阅了当年60多种散文集。初稿写成后，自己不满意，决定推倒重来。为此，他又重点研读了何其芳、周作人、钱钟书、梁实秋等人的散文集，并参考了有关文学史的著作，终以深沉的历史眼光与当代的审美意识，创作了这一篇见解不凡而又情文并茂的序文，全文仅八千多字，柯灵却花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借一斑而窥全豹，文学前辈的高贵品德一览无余。

　　江曾培也善于选用生动的细节来刻画人物的独特性格。他在描述集书、画、篆刻于一身的艺术家钱君匋时，发现“钱老仰慕先贤，将自己的书房起名曰‘无倦苦斋’。‘无’，指‘无闷’赵之谦；‘倦’，指‘倦叟’黄士陵；‘苦’，指‘苦铁’吴昌硕；三人皆为晚清印坛巨擘。‘斋’，在金文中与‘齐’相同，钱老有时也称‘无倦苦斋’为‘无倦苦齐’，以表示对现代艺术大师齐白石的崇敬之意”。就这么一个斋名，却把钱君匋异于旁人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传承勾勒得极为传神。所以说，细节描写在江曾培的散文中，犹如龙的眼睛，经他一点，龙就飞腾起来了。

　　喜欢用夹叙夹议的方式来刻画人物，也是江曾培散文的一个特点。他常常把表现文化前辈的嘉言懿行和针砭时弊结合起来。譬如，在描写了巴金书桌上摆着《现代汉语词典》并且不时翻查的生活细节之后，就针对当今“无书不错”“无刊不错”“无报不错”的状况，批评了粗枝大叶、漫不经心的编辑作风，进而指出：“对比之下，我们向这位88岁的老人致以深深的敬意。”值得注意的是，他这类“议论”都是从人物描写中自然而然地引申出来的，对人物形象起着升华的作用，从而揭示出老一辈文化人的高风亮节对今天文化工作的现实意义。

　　江曾培的散文有眼力、有胆识、有思想。他不就人写人，就事论事，总能开掘出隐藏在所写人物背后的思想意义和文化价值。在《“边缘人物”张元济》里，他不但赞扬了这位文化出版大家在近一个世纪的生涯中，不辞辛劳地“借开发民智以求社会的改良”“钟情于以思想文化的变革来促进社会的变革”，而且由此对历史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政治上的振臂一呼者，固然应受到历史的垂青；文化上的默默耕耘者，也不应为历史所忽视。”《祭奠谢泉铭有感》这篇散文，对谢泉铭这位文学编辑的评价，都是通过被他扶掖成为当今著名作家，比如叶辛、赵丽宏、王安忆、张抗抗、王小鹰等人的感恩话语来表达的。这种构思方式正是揭示这样一种思想：“在老谢墓前表现出的，不是忘恩负义，而是知恩图报，是‘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式的人间美德。因此，我感动于老谢的贡献精神，也感动于祭奠者的感恩之心。”显然，这是作者的肺腑之言，切中时弊。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