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宏观“制度救市”：股市改革“因势利导”

技术性救市具体为运用暂停IPO、降低印花税、鼓励资金入市等短期政策，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部措施，但这种短期政策却被长期运用。我国之所以热衷于技术性救市，是受到我国股市形成与发展状况的深刻影响。

一、市场化改革不走“休克疗法”之路

中国股市制度改革是制度变迁过程，是股市各主体对股市制度的选择过程，其目标是达到股市制度选择的均衡，即达到各股市主体对交易的结果满意的状态。

由于股市制度安排通常调整融资方与投资方或不同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它们与市场管理者之间的关系。不同股市参与者之间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因而不同股市参与者对同一股市制度的需求和供给是不同的，有时甚至处于完全对立的状态。

股市制度调整股市参与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股市既存在制度供给不足的问题，也存在制度供给过剩的问题。

股市制度供给过剩是相对于股市制度的需求而言，有些股市制度是多余的，或者说是故意提供或维持一些低效率的股市制度。市场经济中比较突出的股市制度供给过剩是那些维持或加强市场不合理管制或低效率的股市制度，比如严格的股票上市审批制度。

其实，股市制度供给过剩只是相对于一部分股市参与者而言，对于那些从股市制度供给过剩中获益的股市参与者如已经上市的企业来说，至少在一定时期内，过剩的股市制度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这部分在原有股市制度中获益的参与者，要维持甚至加强他们的既得利益。

中国股市的市场化改革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

制度是一种博弈均衡。中国股市的市场化改革也是一个博弈过程，中国股市市场化改革能否最终成功实现，取决于股市参与者主体之间的博弈，博弈的参与者众多，包括新的股市制度的需求者与旧的股市制度的需求者之间的博弈，新的股市制度的需求者之间的博弈，新的股市制度的需求者与新的股市制度的供给者之间的博弈，新的股市制度的供给者之间的博弈。

之所以要对现存的中国股市制度改革，就是因为股市参与者对现存的股市制度不满意、意欲改变而又未改变，存在着一种可供选择的股市制度安排，股市参与者尤其是投资者从中得到的净收益大于从现有的股市制度安排中得到的净收益，存在一个新的赢利机会，有新的潜在的股市制度需求和股市制度供给。

股市参与者偏好的变化、知识积累、股市制度选择集合的变化、境外股市制度安排的变迁、随机因素的扰动或冲击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原有的股市制度安排下的收益总量或收益分配方式，因而相关博弈主体的利益也会相应地发生改变，从而使得原来的股市制度面临变革。

但是，参与者对现有的股市制度不满意，并不一定导致新的股市制度安排的产生，新的股市制度的供给能否实现取决于多重因素，关键在于不同股市参与者之间的博弈过程。

目前的股市制度均衡状态，并不意味着每个股市参与者都对现有的股市规则感到满意，只是由于参与者改变规则的成本和收益制约了对现有制度的变革。在现在的股市制度下，一项拟变革的外在规则要得到采纳，首先必须有足够数量的股市参与者在内心认可这项变革。他们认可这项改革的原因，既可以是因为他们期望从中受益，也可以是因为这项改革的负面影响不大，他们能够容忍这项改革。

但是，接受一项规则本身并不能保证这项规则是有益于股市发展的。只要股市中有足够多的参与者认为某项低效率的规则有益且其副作用微不足道，它就会因获得广泛赞同而被保留下来，已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可能握有统治权。而中国股市中，谋求私利的权势集团可能把持制度或规则的制订过程和制度的实施过程，抵制适应新的制度调整。

股市既得利益集团阻止有效的股市制度变革的方式主要有：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往往从舆论上打着经济发展或企业发展的招牌，进行谋取私利的活动，影响政府相关部门决策层制定对股市有利的新制度；对新的股市进入者设置严格的障碍，强调以行政的手段分配资源；在对既得利益集团有重大影响的部门或职位上往往形成以行政垄断为支撑的势力，其他主体很难进入这些职业，从而缺乏监督制约导致低效。

有效的股市制度变革被阻止的根本原因在于，股市制度创新与实施比较容易被特殊利益集团控制起来，使得股市进行制度改革的成本过高，大于进行制度改革后取得的收益。

如果博弈参与者的一部分或者全部在潜在股市制度安排下获得的净收益大于他们在现有股市制度安排下获得的净收益，新的股市制度就会产生，股市的制度变革就会发生。在新的股市制度安排下，如果所有参与者获得的收益大于他们在原来的股市制度安排下获得的收益，那么这样一个股市制度改革过程就是一个帕累托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