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警惕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俗话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和市场主体一样，政府举债也要面临有借有还的压力。如果地方政府无法清偿到期债务，则会引发由不能偿债引起的政府信任危机和其他社会风险。2011年7月23日，贾康教授在第26次CMRC中国经济观察报告会上说，根据国际惯例，政府的债务余额应低于GDP总额的20%。可是国家审计署调查的10.7万亿的地方负债，则占了2010年GDP的27%，要是再加上整个公共部门占GDP约20%的名义负债，以及中国政策性金融机构占GDP约6%的金融债，中国现在公共部门整体负债率在50～55%这个区间。显然，由于地方政府债务在举债过程积累了诸多问题，巨大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务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地方债务风险将一触即发。

首先，地方政府债务透明度不高，或有债务存在很大隐蔽性，隐性债务成“最大杀手”。在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中，或有债务（即政府承担担保责任和可能承担救济责任的债务）占所有地方政府债务比重为37.38%，是一个不小的比重。由于或有负债发生的概率具有不确定性，其随机性大，可控性差，有些项目如贷款担保，当时也许没有转化为财政债务的可能性，但各种因素变化的结果就可能使之转化为政府的或有负债。同时在现行预算制度中，对政府或有负债既无统计考核指标，也不在预算中反映， 这极易使人们产生错觉， 不能对地方财政经济形势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透明和强制力的信息披露机制，很强的隐蔽性使得或有债务确切总量难以把握，不利于决策者进行政策制定。而且这部分政府债务游离于预算法律体系之外， 脱离财政监督， 因而其负面效应，亦即由此而造成的财政风险往往也是很大的。

其次，庞大的地方政府债务会引发不良贷款。不良贷款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流动性。2010年和2011年，如果能够保持每年7.5万亿元的新增贷款，商业银行就有足够的流动性为地方融资平台的负债展期，快速的经济增长也会继续缓解人们对坏账的担忧，未来两年内出现大规模不良贷款的可能性不大。但是近年来通货膨胀的风险则成了最大的不确定性诱因。高通胀会催生迅速果断的紧缩政策，这包括降低新增贷款的增长目标，从目前的7.5万亿元降至一个较低的水平，导致不良贷款的急剧积累。以2001年农村信用社的不良贷款比率为例，假设地方融资平台的不良贷款比率仅是2001年农村信用社的一半，若以2009年的城镇固定资产投资的地区结构作为这些不良贷款比率的权重，那么，地方融资平台的不良贷款比率将有可能达到20%左右。在最坏的情况下，这意味着不良贷款或高达2.4万亿元人民币。和银行的呆账坏账类似，不良贷款就像是一颗长在身上的毒瘤，如果不能早发现，早治疗，毒性将会蔓延到全身，最后毒发身亡。因此地方政府必须高度警惕不良贷款的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