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斐的新著《时代文化论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研究我国当代文化实践中的前沿性问题，得出诸多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科学结论，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闪光融合。

　　全书视野开阔，导向正确，论证明晰，不仅提出并回答了文化发展中的诸多重大问题和疑难问题，而且对之进行了高品位的提升，在深入的发掘与探赜中实现了新的构建与创造。

　　——高度的理论自信。自十九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现当代文化思潮大量涌入我国，既开阔了我们的视野，也对马克思主义和文化的民族特色与传统根脉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稀释。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嘲弄、贬损马克思主义和对民族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俨然成为一种时髦的理论现象。但该著作者不趋时、不媚俗，始终以深入的勘察和沉静的思考对当下文化进行科学的评判。

　　综观该著，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不仅如此，作者还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开拓和丰富了自己的研究。作者广聚中外文化史上的优秀成果，充分肯定域外文化所秉具的特殊价值与烛照意义。如书中在论及“生态文化的时代禀赋与先进内蕴”时，就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对孔子的“自然——天命不可抗拒”论、老子的“回归自然”论、庄子的“顺应自然”论、孟子的“知性悉天”论、荀子的“天人联系”论等，进行了精当而个性化的分析，从而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基础上生动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化观的科学内涵与时代意义。书中还援引西方文化名人歌德、席勒、狄德罗、别林斯基、福克纳、亨廷顿等的进步文化思想，作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的有效资源。

　　——鲜明的实践品格。曾几何时，一味醉心于操练舶来的时髦理论术语而凌空虚蹈、不知所云的作法盛行文坛，使文论晦涩化、术语化成为一种时尚。但本书作者的立意和指向、行文与论述，却清晰明朗、务实求新，既面向现实、笃重实践，又切入脉动、把控要略，始终立足当代文化脉动与文化实践，关注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和文化思潮，并力求在对其作出准确判断和科学阐释的基础上进行全新的文化建构与理论创造，体现出鲜明的探赜勇气与实践品格。

　　针对某些文化创造以赢利为唯一目的，导致其作品对进步思想肆意放逐和排斥的现象，该著指出“文化的精魂在于思想”；针对影视创作中盛行的炒冷饭式的“翻拍”风、“啃老”风，该著大力倡导“不断提升文化的原创力”；针对西方敌对势力乘全球化之机对我国进行的文化渗透，该著专题论述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安全防范”；针对社会上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及其相互关系的模糊认识，该著又专题论述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辩证关系”。

　　——强烈的创新意识。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在走向繁荣与发展的同时，由于受西方现当代文化思潮中某些负面内容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种种乱象。为此，该书作者发扬马克思主义的求实与创新精神，在着力创新的基础上对之作了深入细致的剖析，直指其理论上的荒谬性和实践中的危害性，以此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健康发展扫清道路，不断实现新的思想武装与新的理论构建。

　　比如，针对文化创造与文艺创作中重艺术形式、轻思想内容的倾向，作者认为：“对于文艺作品和文化产品来说，不论其观念多么前卫，形式多么新颖，辞藻多么华丽，篇幅多么冗长，但如果弃置了思想，散佚了精神，最终也只能是一具文化的木乃伊。”同时，该著还对诸如在着意表现“本能化”“生理化”“欲望化”“感官化”的过程中，对人伦世理的否定；在所谓纯“娱乐”、大“恶搞”、土“调侃”、洋“戏谑”的颠覆性和淆乱型叙事中，对良知和理性的撕裂；在曲意改变向度、刻意寻觅卖点、过于追求享乐、极度崇尚消费的所谓“时尚化”和“私人化”写作中，对文化道义和社会良知的肆意销铄等，都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求实的评判。

　　这部几近50万字的文化学术著作的语言颇具特色，它既摆脱了以往人们常见的那种四平八稳、刻板僵化、缺乏生气的俗套，又未追逐时下流行的艰深晦涩、故弄玄虚、不知所云的“新潮”。而是在努力寻找理论思维与艺术思维的最佳结合点，融科学的深沉与诗学的灵性于一炉。作者在书中常常以排比句造气势，以定语定分寸，既气象蓊郁，又枝干明丽，在一派旖旎景象中尤显科学有致、条理清晰，因而使得文章不但学理严谨，极具说服力，而且气韵生动，文笔优美，富有感染力。（作者为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