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振犊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在民国档案与民国史研究领域，发表论文90余篇，独著合著出版史学专著15本，主参编民国档案资料19种，如独著《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国民党特务活动史》，合著《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等。曾多次获得国家及省市级优秀社科成果奖。
日本青年摄影师镜头中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1938年发表在美国《瞭望》杂志上的照片，日军在南京用中国战俘练习刺杀。
在位于耶路撒冷的亚地瓦谢姆大屠杀纪念馆，墙上悬挂着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照片。
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中华西门。（均为资料图片）
开场白 宋永忠（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校长）：
“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每到一个时间节点，国人的心头都会涌起一段惨痛的回忆。而对于南京这座城市来说，对战争的记忆尤其深刻。“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近百年来衰落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造成了中国的积贫积弱，这才使得日本这个强邻敢于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这段屈辱的历史再次印证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我们要认真学习回顾历史，以史为鉴，要奋发图强，走发展之路，把自己的国家建设好，只有自己真正强大了，才不会受人欺辱。
二战时的德国纳粹军队与日本军队，在战争中都犯下了惨绝人寰的罪行。通过德日军队二战暴行的原因比较，找出其中的同与异，对于促进这两个民族对历史的反省，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听到一些以色列、美国和英国的学者说，德军屠犹是有计划、有蓄谋的种族灭绝行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犯罪，而日军的暴行则是在战争中发生的，是为战争而进行的暴行。在他们看来，如果轻率地将日军的暴行与德军的暴行进行比较，会降低人们对纳粹暴行受害者所受苦难的认识。
西方学者为什么会这么看？我认为，是因为他们对日军在中国的暴行缺乏了解，当然，也有民族情感的因素在里面。他们的感受，我们中国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希望西方人能对日本法西斯的暴行有同样明确的认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当对德日法西斯的暴行进行理性的、深刻的、具体的比较与研究。
纳粹暴行的原因及动机
同历史上的一切侵略者一样，德国纳粹军队在战争中所犯下的一切屠杀、掠夺、破坏、变态性暴力等暴行，在客观上也同时具有镇压被害国人民反抗的威慑需要和德军官兵的兽欲发泄两种目的。
一战后，德国经济衰退，物价飞涨，失业率居高不下，大批失业的军人没有饭吃，社会一团糟。德国的人心所向，是要出现一个非常强大的政党来拯救国家。就在这个时候，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也就是纳粹党，应运而生。希特勒靠着他的手腕，争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慢慢建立起一个纳粹政权，最后成为第三帝国。那么，希特勒为什么要杀犹太人？这跟当时欧洲的社会环境有关系。
当时欧洲弥漫着一种普遍的仇犹情绪，主要原因是因为民众中有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散居在欧洲各国的犹太民族把持了金融、贸易和生产界的重要地位，生活富裕，平生了妒嫉之心，更有了反感之意。他们认为这些外来者抢了本国人的饭碗，理应全部赶出去。在德国，更有人把一战失败之因归结为犹太人的存在与“捣乱”，更应彻底驱除。
两千多年来，犹太人以独特的信仰和民族特性，与欧洲各民族不断发生经济、文化、宗教上的冲突。占欧洲主体人群的基督教徒们认为，正是犹太祭司的告密，耶稣基督才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这种“历史旧恨”注定了后来欧洲大规模反犹的悲剧性结果。
在希特勒的青少年时代，仇恨蔑视犹太人的民族情绪在欧洲普遍存在。他在林茨中学读书时，受历史老师利奥波德·波伊契影响，初步形成了敌视犹太人的政治立场。1909年到1913年，希特勒在维也纳流浪，阅读了大量反犹书籍，更增加了他对犹太人的仇恨。鲁登道夫·奥尔登的研究认为，在维也纳时期，20出头的希特勒，当看到美貌的雅利安姑娘投身于经济条件优越的犹太人，而他自己却没能同女人发生关系，不能不激起希特勒对犹太人的嫉妒和愤恨。他曾对人说：任何放荡淫秽的事情，诸如卖淫和贩卖女人等，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干的。
希特勒的反犹思想和行动，在当时的德国，适应了许多人的思想观念的需要，拥有大量的拥护者，这就是以他为首的纳粹党确立灭犹主张的思想根源所在。
希特勒和纳粹党，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极端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思想。他们的种族主义理论认为，世界历史不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而是种族斗争的历史，日耳曼人是地球上最高级的种族、世界历史的创造者，犹太人则是世界的破坏者，是劣等种族，应该驱逐或灭绝。德意志人则是日耳曼人的核心。
为了建立起纳粹党专制的法西斯集权体制，希特勒利用当时整个德国社会因战败而饱受战胜国凌辱、民族主义情绪炽烈的情势，以“德国的生存和发展正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为借口，把犹太主义与马克思学说联系起来，寻找进行镇压的根据。他大肆攻击“犹太人”的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党和社会民主党，用以转移国内人民的斗争视线，以达到统一思想巩固独裁统治的目的。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说：“犹太人创立了马克思的学说……如果德国有朝一日覆灭了，那么，受布尔什维主义的鱼肉自然是毫不困难的。犹太人的目的，便是使德国国内的民族互相斗争，希望德国在经济上永远衰落，在政治上完全沦为奴隶。因为这缘故，犹太人便竭力灭亡德国。”希特勒还把马克思主义胡说成“犹太学说”，是造成德国内外交困的根本原因。希特勒给德国因战争和革命而感到前途暗淡的小资产阶级所身受的不幸做出了一个简单的解释：“犹太人”、“凡尔赛和约”和“十一月罪人”是万恶之源。他认为：德国战败而接受民族最大耻辱的凡尔赛和约是马克思主义的犹太人出卖的结果。“马克思主义之终极目的在于摧毁一切非犹太民族的国家。”希特勒宣布：“吾党之运动则在消灭马克思主义并与犹太人势不两立，实无通融之地。”按希特勒的这种逻辑，屠戮犹太人也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了。
通过诬陷、渲染犹太人的可怕和“歹毒”，希特勒为其实践纳粹党的“种族”理论和巩固统治寻找根据。他们需要用犹太民族、马克思主义、布尔什维克党、社会民主党以及其他一切政治的、种族的“敌人”的鲜血和躯体来架构其残暴统治的基础，于是大屠杀及一切空前的暴行便开始上演了。
希特勒上台以后曾经做过这样的论断：德国4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要养活6200万人口，这是不行的。在他看来，解决问题的办法不能借助于向外移民，移民会使优等种族遗传受损；也不能靠限制生育或堕胎，限制生育或堕胎会夺走健康儿童的生命；提高国内粮食产量或进口粮食，均会有限度而非长久之计。唯一的出路便是实行对外扩张，必须依靠“剑”的威力去夺取“生存空间”。于是，希特勒便把夺取生存空间和肉体上消灭犹太人结合起来。他说：民族社会主义的任务就是以发动流血的侵略战争来保证日耳曼民族在地球应获得的领土，“当吾人今日谈及在欧洲新领土的问题，必先想到俄国，今天的俄国统治者是身染血污的罪犯，人类的败类，尤其不能忘记俄国已被无国籍的犹太人所完全统治。”所以结论就是：为了消灭犹太人及其统治下的苏联，就必须发动争夺“生存空间”的战争。
居住在德国的犹太人在希特勒执政前约占德国人口总数的1%，但他们聪明能干，勤劳富有，在德国各行业，特别是在金融业等国民经济核心行业中实力雄厚，占有重要地位。许多大银行、大商店、大工厂都由犹太人开办，而在自由职业岗位上，犹太人也占有优势。如柏林市的医师中，犹太人占52%；法兰克福城的律师中，犹太人占64%，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等，也都是犹太出身。他们在德国社会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希特勒对犹太人在德国社会各界的地位和影响，特别是犹太人在德国经济领域的领先实力极端妒嫉仇视。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曾写道：“他们的经济关系，差不多包括了整个帝国的全部，一切真正的伟大企业，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凡是主要的专家和职员，多是属于他们的。国外的贸易完全是由他们经营的。如果德国再衰落的话，对总揽国际金融的犹太人是有利的。犹太人的用意，那是十分明显的，就是想要德国赤化，就是摧毁德国民族的智力，并竭力借犹太人所操纵的世界金融，来摧残德国劳工的势力，作为扩张犹太政府世界计划的第一步。”因此，纳粹党的政治目的就是要把犹太势力从德国社会各界排挤出去。
希特勒上台后，纳粹政府开始掠夺犹太人的财产，把大批犹太人驱逐出境，不准携带巨款，冲锋队员抢劫犹太商店，以致发展到“从肉体上消灭犹太人”。这些举动，不仅可以灭犹，而且可以发财，真可谓一举两得，这就是后来纳粹在毒死上百万犹太人前后，连他们的衣服、头发、金牙都要全部劫取的原因所在。
同历史上的一切侵略者一样，德国纳粹军队在战争中所犯下的一切屠杀、掠夺、破坏、变态性暴力等暴行，在客观上也同时具有镇压被害国人民反抗的威慑需要和德军官兵的兽欲发泄两种目的。例如，在侵苏战争中，德军曾在各地大肆屠杀平民，对他们俘获的反抗组织游击队员，施以各种非人道的迫害、残杀，如德军对被捕的女共青团员卓娅所实行的强奸、轮奸、烙刑，直至最后绞杀于雪地之中并曝尸，就是典型的例子。事实上，比这更严重的事例还有很多，只不过因卓娅的遭遇因德军拍摄的施虐照片被红军缴获，引起了斯大林的震怒而传扬开来，为人所知。而其他死在德军各种无耻暴行之下的男女老少，何止成千上万。德军施暴的目的，明显地也是出于发泄兽欲和镇慑人民反抗的直接需要。
日寇暴行的原因及动机
日本人认为，对于敢于反抗的汉族人，只有一个“杀”字可以威慑住，“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是巩固外来征服者统治的有效手段。因此，日本要占领中国，也只有对中国人大开杀戒。
前面说了德军的情况。也许大家会问，亚洲的历史地理环境和人文传统，与欧洲完全不同，日本军队为何要在占领中国及南洋各地之后，对平民和那些失去了抵抗力的军人实行大屠杀和其他各种暴行呢？
根据学者们多年来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日本民族性格特征的阴暗面因素，发泄日本军人战争兽欲的需要。自古以来，受天皇制度和军阀政治的影响，日本人形成了崇拜强者、鄙视弱者的观念。他们崇拜盛开之后即刻凋谢的樱花，认为人生就是应该这样，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即使马上死了也是幸福的。那些武士，对征服弱者充满快感，在强者面前显得十分恭顺。一方面，他们善于学习别的民族的优点，消化吸收，改良补充自己；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狭隘的岛国心理，缺乏宽容与大度。大家看过电影《日本沉没》，整天都想着自己要沉了。种种特征造就了他们在战争中的行为特色，以海盗式的屠杀与掠夺为特征，企图以暴力达到征服的目的。另外，又受岛国环境的影响，土地与资源的缺乏，使其生成了比较严重的生存危机感，时时刻刻盘算着如何通过“开拓万里波涛”来摆脱忧患，在海对面的大陆上谋得一块永久的生存之地。其对外侵略的动机是长期、明确而牢固的。
近代以来，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社会改良，国力增强，为对外侵略创造了条件。而中国则正好相反，百年来衰落的封建统治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造成了中国的积贫积弱，广阔的土地与丰富的资源，使强邻垂涎。故日本对中国，从历史上的敬仰学习逐步就变为蔑视与侵略。
几千年来，日本在中国学习到了不少的东西，然而最主要的一点，他们到底也没有学会中国墨儒诸家传统的非战、平和、宽容的美德。再者，日本社会封建统治等级森严的习俗和客观生存条件对于其社会集体化努力的需要，形成了他们漠视个人价值乃至生命而重视国家社会团体利益的习惯，社会生活对于个人的环境压力很大，尤其对负担主要社会责任的男子，压力尤重，于是一旦有机会，就造成了他们放纵自己以释放压力的契机。日本社会保持了男尊女卑的传统，对女子是轻视的，从根本上来说，社会的主流意识认为女子是要服从并服务于男子的，在两性关系上完全是以男人为主，男子视女人为玩物，各种对女性的玩弄与虐待方法即使是在现代日本也是司空见惯的，以至于造成日本变态色情业的长盛不衰。这些特征，造成了以社会中下层男子为主的日本军队，在对华战争暴行中的各种大规模屠杀、各种各样的骇人听闻的变态虐杀和奸淫妇女，制造出各种变态性暴行的社会根源。
第二，是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中“膺惩”征服中国人的政治需要。近百年来，中日关系因日本不断侵华而处在紧张对立状态。日本军政当局为了侵华的政治需要，一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缜密的侦察和有意识的分化瓦解，他们搜集中国各类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地理资源情报，进行仔细的研究，利用中国社会政治中的一切矛盾进行分化离间，准备发动侵华战争；另一方面在国内大肆进行对中华民族的鄙视仇恨宣传，向民众灌输日本为了生存和尊严，必须侵略和占领中国的观念，在日本社会中播下仇华蔑华的种子。这一切使得日军官兵在基本观念上充满了对中国人的蔑视和轻漫，他们认为中国人就是劣等的民族，只要他们敢反抗日本，那么就应受到任何惩罚，即所谓的“膺惩”。他们认为对敢于抵抗的中国人怎样做都不过分。
从客观事实来看，日军在作恶时，大多以变态手段来杀人和虐待妇女，总是要让受害者在死去之前饱受最大的痛苦，并从中得到乐趣。这种普遍现象，表现了日本基层士兵的变态心理，无可否认，其中有着日本社会习俗根源的因素。
这里有两则材料。一个参加过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兵宫本在1937年12月16日写给家人的信中说，“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用。只有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才有希望。”大家可以看到，军国主义的毒素已经侵入了一个普通日军官兵的骨髓。另一名曾在中国山西作战的日军老兵近藤一，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从小老师就教我们，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因此，当时我觉得怎么样对待这些身为劣等民族的中国人都不为过。现在回想起来，我犯下的罪行100年也偿还不清。”近藤一的良知，是他后来在冲绳岛撤退的时候，亲眼目睹了被卷入战争中的几百名日本平民的尸体，其中有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尸体，有与母亲失散而哇哇大哭的婴儿，这些关于日本人自身的切肤之痛，让近藤想起了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我在中国所做的一切在冲绳重现，那个场面就像地狱。”已年过8旬的近藤，现在一有空就会回到山西忏悔当年犯下的罪行。在冲绳战场上，像蚂蚁一样被杀害的日本人，让他突然意识到中国人是和他们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当年在山西屠杀中国民众同样是罪恶行径。
近代以来，日本视侵华为其战略目标，一切的行动以此为目的。为了顺利地吞并中国，他们注重所谓历史的经验总结，有报道评论说：日本人总结了中国历史上元、清两朝蒙古和满族人占领中原的经验，认为对于敢于反抗的汉族人，只有一个“杀”字可以威慑住，“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是巩固外来征服者统治的有效手段。因此，日本要占领中国，也只有对中国人大开杀戒。这种谬论居然成了他们在中国各地制造骇人听闻大屠杀的“理论指导”。从八一三战役后期日本军界首领狂妄叫嚣要“膺惩”中国人的历史事实来看，我们对于这种谬论是可以宁信其有的。
第三，是对于被侵略国人民奋勇抵抗的疯狂报复。侵华战争开始以后，日本军方对于中国方面的激烈抵抗表示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特别是在“八一三”淞沪战役中，中方的主动抵抗和决战勇气，打破了日军“三个月解决中国事变”的吹嘘，令日方“有措手不及之感”。当他们被迫一再增兵上海，在最后突破中方防线后，一种被“侮辱”后图谋报复的心理油然而生。
1937年11月19日，日本华中派遣军在攻占上海之后，决心废除原定“指令线”的限制，乘胜追击，攻占南京，其中就有图谋报复中国人抵抗的因素在内。在这样的情况下，南京城破之后，日本军队为了泄愤和以屠杀来威吓中国民众，消弭其抵抗意志，实行大屠杀、疯狂的强奸、掠夺与大破坏，就是必然的了。战后日本右派有人说南京大屠杀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人对日本军队的激烈抵抗造成的，这种借口之荒谬简直不值一驳，天下哪有遭到外敌入侵而不能抵抗的道理？
上述三方面的原因，是侵华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和在中国各地犯下无数骇人听闻的暴行的基本因素所在。
结 论
简单地说，德军的暴行主要是为了实行纳粹党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政策；而日军则是为了“膺惩”和征服受害国的民众，发泄兽欲，也是服务于侵略的需要。
德日法西斯军队在二战中对被害国人民都有骇人听闻的大屠杀、种种虐杀和人体实验暴行，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这两头野兽，一个生在欧洲，一个长在亚洲，历史不一样，文化也不一样。同样是犯罪作恶，但他们在战争暴行方面，目的、动机、手段都有区别。简单地说，德军的暴行主要是为了实行纳粹党对犹太民族的种族灭绝政策；而日军则是为了“膺惩”和征服受害国的民众，发泄兽欲，也是服务于侵略的需要。
我们看到，德国法西斯杀犹太人，主要是出于他们荒谬的种族仇恨理论，他们的暴行是为了镇压反抗、发泄兽欲；而日本人在中国和各被害国的战争暴行，是为了实现侵略的目标。两者的共同点是，都把屠杀与暴行作为他们实现称霸世界野心的必需手段。不同点呢？在动机和传统方面。日本人的战争暴行与这个民族的历史习性有关，而德国人则是在走入政治歧途后，疯狂实践了一种极端的反动理论的。
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曾为世界战争发源地的两个民族的反省，将有重大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可悲的是，就暴行原因等因素比较而言，战后更需要彻底反省的日本，在对战争暴行的认罪、反省、道歉、赔偿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差异和不足。虽然造成如此现状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民族习性的影响是重要的一点，狭窄的岛国地理形成的生长环境，使日本民族严重缺乏宽广的心胸，不能正视自己过去所犯下的罪孽，不仅不能坦然认罪改过，反而千方百计的掩饰、抵赖、狡辩，给世人留下丑恶的印象。时至今日，日本当局则依靠美国的庇护纵容，更加有恃无恐，准备修改战后和平宪法，重新武装日本。在他们的煽惑宣传之下，日本整个社会出现了急剧右倾化的现象。因此，为促使日本的冷静与正确反省，对德日两国二战暴行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找出其中相同点与不同点，进行深刻分析，指出原因，可以对世人解决此问题提供有益的帮助。
我们当然应当看到日本民族的优点，正是凭借这些优点日本在战后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是日本民族的团结、认真、努力追求完美等优点一旦用在了错误的方向上，其所产生的负面破坏性作用，将成百倍地放大，成为世界祸乱之源。战后日本对自己的战争罪恶没有深刻反省，更谈不上汲取教训，现在反欲重蹈强军覆辙，而美国为维持全球霸主地位，不惜采取短视战略，容忍乃至纵容日本，想打日本牌来遏制中国的崛起，正如同饮鸩止渴，其后果不堪设想。这才是当今世界真正的现实的危险所在。
(来源:光明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