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沟通程度

主要反映规划制定过程中，规划制定者与内部或外界之间联系的密切程度：(1)规划委托人或规划接受对象是否比较明确；(2)根据阅读对象特征，规划是否将基本内容作了较为明确的阐述；(3)规划作出的相关决策是否具备可靠的依据；(4)规划提出的建议及有关结论同制定的目标是否相符合。此外，在规划制定时，是否设置了今后用于规划评估的标准。

4.8 方案格式

主要从规划方案使用的便利性、外观格式的完整性来评估，包括：(1)规划文件大小是否适度，其格式是否便于阅读和使用；(2)规划的目录与页码是否完整，是否标注了规划制定者的姓名；(3)是否明确标示了规划实施日期，规划图纸的功效是否发挥到最大，规划文本排版是否美观，以利于增强对读者的吸引力。

5 规划评估理论发展的方向

理性与交互规划学派，其共同点在于基于规划本身来加以评估。随着可持续性理念的出现，规划评估领域逐渐引入生态伦理、环境保护等概念，并通过设置约束性指标来对政府决策加以指导(Miller and Patassini,2005)[29]。在规划的指标使用方面，通常使用“环境质量”这一指标来表示政府政策对生态产生的影响，其实质是通过规划评估来度量政府政策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在这方面，伯克和康罗伊(Berke and Conroy，1990)作了有益尝试[30]，他们选择美国30个规划方案作 为研究样本，通过评估来考察这些规划对可持续发展的影响程度。在具体做法上，他们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出发，依据其共识原则，建立了一套评估规划对可持续发展产生影响的方法，并据此对样本展开研究。他们的研究最为重要的意义在于建立了规划评估的基准体系，并提供了参照标准。

当前，我国政府在规划评估中也逐渐对环评加以重视，但仍然处于初级阶段，在制度设计上尚未成熟。此外，规划评估中对环境要素的考虑，也会带来一些疑问，那就是环境对个人或局部范围带来利益增进的同时整个社会利益的增加问题,即环境权的伦理问题[31]。也就是说，环境的改善保护了个人或局部利益，而社会利益、整体利益并不一定会增加，这时就要求在这两者之间寻求一个均衡点。按照经验主义的观点，在规划评估模型中引入环境变量是必然要求，也就是要重点评估由于对环境的破坏所带来的社会成本增加的程度，或者带来的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等。英国在规划评估过程中，主要使用环境要素对公众群体的影响度，以及公众对政府供给的公共品的需求度，来评估环境等非市场化要素对公众产生影响的程度(Miller and Patassini,2005)。但是，即使已经考 虑得很全面，仍然面临一个主要问题，那就是如何平衡评估过程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问题，其原因在于，对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判断需要获取更多的资料，而这种资料却很难获取。这时，决策部门更关心的是对多种方案的评估与选择问题， 其实质在于，期望通过对规划的评估获得有价值的、有利于决策参考的信息，帮助实现科学决策的目的。

除了“环评”以外，关于“社会公平”问题也逐渐进入规划评估范畴。因为社会公平是规划实施的目标之一，政策效应大小与社会公平有关。更进一步看，由于社会公平主要表达规划与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而规划的实施结果到底对政策产生多大影响，政策的执行对不同利益主体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如何等等，却是传统规划评估中忽略了的要点，是现代规划评估所必须加以考虑的。因此，参与规划评估的人员，需要在价值冲突中，综合审视和切实理解多种价值冲突，在坚持社会公正的条件下确立自身的位置。费希尔(Fischer)通过对纽约时代广场改造项目的分析发现，在纽约城市规划项目中，办公用地同社会公正之间存在冲突，且在改造项目实施过程中，城市环境的变化受到各利益集团价值观念的左右[32]。在我国加快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各种拆迁项目、旧城改造项目以及城市环境工程等在开展规划评估时，也将涉及社会公平问题。

在2000年前后，规划评估理论发生了逆转， 主要表现为：以理性与效率为标志的传统型评估向以交互性为特征并参杂不确定性因素的现代评估转变。此外，在评估要素上，强调原始方案的系统性特征，且将其视为评估的核心指标之一，以便消除盲目追求社会福利或集体收益最大化。 这在一定程度上将会改变规划评估的主流理念或思想，也会对评估的目标、技术与方法产生较大影响。此外，随着社会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网络力量充斥社会各个方面，道德水平变化正引起评估者的关注[33]，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随之改变，这些社会变量也必将影响规划评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