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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贯彻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方针，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为解决民生问题提供智力支持
首先是教育改革，除了实行国家对学校的领导，废除原来反动的政治教育，建立和加强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外，还有两个主要方面：第一，解决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的问题，这也是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的根本要求，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举办各种各样的速成中学、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和技术进修班。1950年9月，教育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教育会议，通过了《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关于开展农民业余教育的指示》、《工农速成中学暂行办法》、《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暂行实施办法》、《职工业余教育暂行实施办法》、《各级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组织条例》6项草案，对工农教育的各个方面作出了规定。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全国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1953年该委员会发出《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在城市和农村开展扫盲运动，至1954年底，在一些大城市的工厂职工中，基本上消除了文盲。第二，发展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民族教育。1952年，根据中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的要求对全国范围的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发展专门学校和专科学校，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形成了专业比较齐全的高等教育体系，同时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民族教育等也有了较快的发展。1953年底，“全国高等学校学生数增长了百分之四十，即达到二十一万六千余人；中等专业学校学生数增长了百分之七十五，即达到六十七万人；普通中学学生数增长了百分之九十六，即达到二百九三万余人；小学学生数增长了百分之一百一十七，即达到五千一百五十万余人；幼儿园幼儿数增长了百分之二百二十六，即达到四十二万五千人”，“在一九五三年，全国已有少数民族小学生二百五十四万六千余人，中等学校学生十六万三千余人，高等学校学生五千五百余人”。［9］（pp605～606）
其次是改进文化艺术工作。除了加强党对文化艺术工作的领导外，主要是按照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以新的人民需要的文化艺术代替旧的、腐朽的、落后的文化艺术。当时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热情歌颂人民革命事业和人民生活新风貌，反映时代精神和新人物新思想的优秀作品，如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保卫延安》、《铁道游击队》、《风云初记》、《三千里江山》，报告文学《谁是最可爱的人》、《保卫和平的人们》，诗歌《回延安》、《致大海》、《天山牧歌》，话剧《龙须沟》、《考验》、《万水千山》、《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歌剧《白毛女》、《刘胡兰》，电影《桥》、《钢铁战士》、《渡江侦察记》、《董存瑞》、《上甘岭》等等，迎来了中国文化艺术的初步繁荣，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提升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
最后是推动科学事业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就成立了中国科学院，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发了《关于中国科学基本任务的指示》，1954年3月，中央又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给中央的报告》，并作了长篇批示，强调“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党必须关心科学研究工作，从各个方面为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创立有利的条件”。［9］（p164）这些举措有力地促进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
（四）构建医疗服务体系，发展医疗卫生体育事业，为人民生命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根据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提出的医疗卫生要“面向工农兵”，在农村要“有医有药”的总要求，［23］首先，在广大农村建立合作医疗制度，创办农村基层卫生机构。当时，一般由农民采取合作制和群众集资的方式筹办。对于这种农民互助性的合作医疗方式，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给予了充分肯定。［24］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以后，农村医疗又有了较大发展，相继建立了一批农业合作社兴办的保健站和医疗站，初步实现了走上集体化的农民“无病早防，有病早治，省工省钱，方便可靠”的理想。［25］其次，在城市普遍设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国家公职人员、大学生和工矿企业职工享受公费医疗。到1956年，全国城乡医疗卫生网初步建立。1956年与1952年相比，全国卫生机构总数由38987个增加到107305个，疗养院、所由270个增加到799个，卫生防疫站由147个发展到1464个，妇幼保健所、站由2379个发展到4564个。［3］（p285）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领导的爱国卫生和疾病防控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效。1950～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领导全国军民联合开展了春季防疫运动，在受鼠疫威胁的地区发动群众防鼠捕鼠、防蚤灭蚤、打扫卫生，在皖北、苏北等地区开展了消灭虱子、讲究个人卫生运动，后来又开展了除“四害”运动。对于疾病防控工作，党和政府一贯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不久就成功控制了察北鼠疫、察哈尔省雁北地区麻疹、皖北疫病、定远痢疾的蔓延，接着又开展了血吸虫病防治工作，有力地保证了人民的身体健康。
1949年10月，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毛泽东为其题写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体育运动委员会，任命贺龙兼任体委主任，各级人民政府也先后建立了体育工作机构。为促使体育运动的开展，中共中央还专门发布了《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的指示》，强调开展体育运动是改善人民健康状况的一种最积极有效的方法，要求加强领导，使群众性体育运动首先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中切实地开展起来。为了广泛开展群众性体育活动，1954年参照苏联的经验制定了《准备劳动与卫国体育制度》(简称“劳卫制”)，规定了不同年龄人群的锻炼标准，推动了群体性体育锻炼向科学化、标准化、制度化的方向迈进。这一条例几经修订，成为人民体育锻炼的一项基本制度。同年，政务院发出了《关于在政府机关中开展工间操和其他体育运动的通知》，提倡把体育运动与文娱活动结合起来。1954年和1955年，国家有关部门又编制推行了两套少年儿童广播体操，在青少年中掀起体育锻炼热潮，有上亿人经常参加体育活动。到1956年，已有74万人通过了各级“劳卫制”标准。1949～1956年间，全国先后创办了6所体育学院，恢复了38个师范院校的体育系科，编制了第一套广播体操，建立了《运动员等级制度条例》等一系列体育规章制度，举办了各级各类竞赛活动。这些措施不仅有力地促进了体育运动的普及和提高，而且通过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增强了人民体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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