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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和政府积极地将上述思想主张付诸实践，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着力解决民生问题，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一）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为解决民生问题奠定良好的制度基础
首先是进行土地改革。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部署，从1950年冬到1953年春，在占全国人口一多半的新解放区农村完成了土地制度改革。这次土地改革运动，既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又是历次土地改革运动进行得最顺利、搞得最好的一次。到1953年春，全国除了约有7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地区外，土地改革都已完成。通过这次改革，不仅全国有三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交纳的约700亿斤粮食的地租，更重要的是“比较彻底地摧毁了封建土地制度，挖掉了我们民族贫困落后的一条重要根子，解放了农村生产力”。［19］其次是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三年，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全体人民的共同奋斗，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短短三年内就根本扭转了旧中国留下的混乱局面，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的稳定，各个方面都取得了超出预期的成绩。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适时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从1953年开始在全国开展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农民、手工业者个体所有的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公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虽然工作中存在一些缺点和偏差，但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所说：“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20］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新中国民生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
（二）恢复国民经济、实施“一五”计划，为解决民生问题打下一定的物质基础
新中国成立伊始，旧中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影响仍在延续，一大批不法投机商趁机兴风作浪，致使黄金、银元、外币充斥市场，物价飞涨，经济秩序极其混乱，从根本上影响了人民生活。为此，党和政府精心领导了稳定物价的斗争，依靠国营经济的力量和老区农民的支持，采取有力的经济措施、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先后组织了同投机资本的两大“战役”，即“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通过这两场经济战，使不法投机资本从此一蹶不振，到1950年年底，全国物价基本趋于稳定。与此同时，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主要内容是实现“三个统一”，即“统一全国财政收入”、“统一全国物资调度”、“统一全国现金管理”。中共中央就此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必须用一切办法保证这个决定的全部实施。实现三个“统一”对于恢复国民经济起到了重要作用。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21］在1950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提出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这个总口号和总任务，经过三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1952年，中国工农业总产值810亿元（旧币），比1949年增长了775%，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了20%。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建国前最高水平。职工、农民收入增加，生活有所改善，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70%。［22］1953年开始实施的“一五”计划，重点建设了一大批包括基础设施、钢铁、能源等方面的项目，通过这些项目又带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1952～1955年，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267%上升到336%，机械制造业更是有了长足的发展，初步形成了40个制造系统，能够制造1900多种比较重要的产品，在数量上能够满足国内建设的一半需要。虽然当时中国的工业化刚刚起步，但对于解决民生问题的意义则不能低估，带动了就业的增长。正如周恩来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所指出的：“由于国家建设的需要和生产的发展，劳动就业的人数逐年增加，一九五三年全国公私企业的职工已经达到一千三百七十四万五千余人。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严重失业现象已经大大减轻”。［9］（p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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