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理论及观点认为，由于经济的相互依存、核武器的威慑、时代的发展进步等原因，中美承担不起全面对抗或直接冲突的代价，因此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虽然经常“非敌亦非友”，但双方间的总体和平得以维系。然而，这些结论很容易被历史经验或教训所证伪，英德间的经济依存没有阻止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也没有避免冷战的继续发展，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依然没有改变大国间权力竞争的本质。

事实上，中美两国的异质性，才是制约中美走向全面对立或对抗的根本因素。中美两国在历史传统、社会形态、政治体制、经济模式、战略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毫无疑问，这些差异使得双方沟通存在诸多障碍，误解或误判在所难免，战略信任受到制约。

然而，如果没有这些差异，又将如何？近代欧洲及中国古代的历史均表明，一旦体系内实力悬殊不大的几个国家行为体形成类似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其结果往往是战争和对抗而非合作与和平。1648年，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为起点的民族国家体系确立后，英国、法国、普鲁士、奥地利、沙俄等几个欧洲主要国家间的战争强度越来越大，激烈程度远超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期，其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主权观念的形成及拓展，民族主义的酝酿及蔓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国家间实力的接近、观念的趋同将使得预期利益类型结构的趋同，而这类趋同将导致更为激烈的权力斗争。实力相近的国家如果又有着类似的对外价值取向和利益目标，矛盾通常难以调和，因而国家间的“同质性”发展趋势往往是大规模战争或对抗爆发的前兆。

以“民主和平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论者恰恰认为，国家政治制度、价值理念的接近会促进和平。这种论点成立的前提是国家间实力差别显著，缅甸、沙特这样的国家成为美国所谓的“民主”国家当然不会对美国的利益构成重大威胁，它们与美国间的“民主和平”应当可以预期。而考虑到中国的块头和实力规模，设若中国拥有与美国一样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战略文化，必将拥有与美国类似的权力欲望，定会效仿美国在世界频繁发动战争，扩张“民主”，角逐霸权，这绝非美国之所愿，也非世界之所幸。

冷战后，中美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战略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仅没有导致中美走向战争，反而正是因为它们的存在，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才成为可能。这些差异虽带来增加误判和摩擦的风险，但也有助于防止双方战略意图的完全对立。如果中国和美国一样，注重决战决胜，或如美国那样，在世界强行推行价值观念、输出意识形态，中美即使不爆发战争，也会重演美苏冷战式的对抗。

中美两国在观念、意识形态、利益取向等方面的巨大差异性的确使得双方的互动非常困难，也经常会出现因为误判而导致的局部摩擦或对抗。但与此同时，这类差异会使得两国的利益结构存在妥协调和的可能性，这从根本上防止了两国间的全面对抗。

中美在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过程中，当然需要克服双方在战略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差异引发的摩擦，但也要同时认识到不同的文化、传统及思维方式对于中美和平地进行战略博弈的重要意义。在双方实力不断接近的情况下，任何试图以自我标准改变对方利益取向或行事方式的尝试不仅将于事无补，还有使我们重蹈近代欧洲以及冷战全面对抗覆辙的可能。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国战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