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杨义资料图片 
《文学地理学会通》 杨义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澳门大学讲座教授杨义最近出版了58万言的《文学地理学会通》，在海内外学术界、读书界引起广泛关注。从杨义先生澎湃的学术激情，以及一直坚持不懈的努力来看，他心里确实揣着一个大国学术之梦，就是他说的“希望画出一幅比较完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或文学地图”，就是“要与当代世界进行平等深度的文化对话”，“显示我们现代大国的文化解释能力”。日前，在北京举行的《文学地理学会通》研讨会上，专家学者们认为：该书原创性的思想理念和学术方法，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思路。 对文学史观念和方法的开拓 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一直以来，我们有一种焦虑：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到现在，如何再往前推进，如何进行创新？杨义从文学地理学的角度提出首先要通文本，然后要通文史，还要通古今，通中外。我认为这实际上是对古代文学研究如何推进，在当前普遍焦虑的情况下提出的新途径。这些年出版的几部文学史，除了章培恒的文学史提出文学和人学的关系以外，其他的文学史没有什么观念和方法上的新突破。杨义的文学地理学在文学史观念和方法上巨大的开拓性，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突破了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研究中，以朝廷为中心的考察视野。他提出了“边缘活力”的说法，认为中国古代整个文化的生产力不仅仅是在朝廷这个中心，而且它还要有一些在边缘地带。边缘视野的开拓，具有本质意义。 第二，突破了传统古代文学研究只专注于汉族文学的研究格局，拓展了少数民族文学文化的广阔空间。杨义首倡格萨尔属于“江河源文明”，是在荷马史诗、印度史诗之外的人类第三史诗高峰。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整体性概念，不应像过去写文学史那样，条块分割，这一块写汉族，然后写一章一节少数民族作为补充，互相之间没有深层关系。突破这种汉族中心主义传统模式，对整个文学史上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方法上和观念上的突破。 第三，突破了传统文学史撰写和研究以传世文献为基本载体的模式。开始关注到文学史研究资源，不仅有传世文献，还有出土文献，还要关注民间的口头文献。这也是中华文学记忆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个全新的方法论的启示。目前古代文学研究不太注意田野调查，也不太注意口传，还是被研究士大夫文学为主的观念，长期约束着我们的视野。从这三个方面来说，杨义的文学地理学为我们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打开了的视野，提供了新的文学史观念和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其意义是很深远的。 文学地理研究与国际接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陆建德：杨义提出的“边缘活力”，完全是与国际接轨的。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欧美社会开始关注少数族裔，强调边缘的力量、边缘的活力。杨义能够从边缘的一些活动，看到边缘跟中央的互动，然后最终怎么样使边缘不再边缘，形成一种新主流，我觉得这是我们一般专注中国文学的研究人员很难达到的一种多维视角。杨义也非常注意中国文学跟外国文学的互动，他主持做了一套翻译文学史丛书，从晚清开始，翻译文学形成巨大的影响，他说的地理还不限于本国一地，是由边缘然后到外围，再到外国。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地方的精神，英语是“sprite of place”，我把它译成“地之灵”。地方实际跟文学创造、跟文化都有一个复杂的、互动的关系，怎么样去探究这个关系，我觉得这部著作给了我们一个非常丰厚的展示。杨义从非常积极的层面来对待中国的文化资源，梳理出几个大的概念，每个大的概念下面再分成几个具体的方向，然后一个一个来体现。我觉得这种也确实是现在我们在构建中国梦的时候所迫切需要的。中国梦并不是现成的，是需要我们沟通构建的。杨义实际参与了我们“中国梦”的构建，而且使得中国传统的资源能够呈现出它的一个积极的态势。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尹虎彬：杨义的文学研究，有效利用了田野调查的口传文史资料，这跟当今世界上做古典文学、古典学研究的一些学者是有类似的。像哈佛大学的纳吉教授，研究古希腊文学，也研究东方很多传统的材料。杨义对少数民族文学有很深的了解，这是产生有生命力的文学史观念的极好土壤。 杨义提出中国文学或文化的动力说，比如江河源文明、黄河文明、长江文明，不同的文明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冲撞、产生一种动力，就像瀑布的落差一样，这确实是讲到了实处。中华文明为什么是一个古今存续的文明，为什么能生生不息？实际上这里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文明传统是多元的，像涓涓溪流，由不同的小河流汇出了长江大流，这才是它的秘密所在。读杨义的文章，感受到他恰恰是把握了中国文学的这一根本规律。 对现代文学研究的启示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院长张鸿声：《文学地理学会通》所涉极广，古今中外、天地人神鬼都在其中，读来有百科全书的感觉。我的专业是现代文学，只能从现代文学的角度谈一点体会。 引入文学地理学这个维度，给文学研究带来了巨大的阐释空间。文学地理学这种研究方法，对于现代文学非常有用。现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离地气越来越远，比如过于强调思潮递进、政治需求对文学流变的影响，这种思考当然是研究之必须，但是弄得有点思潮决定论，一切通过思潮来划分流派。然而即便是思潮，也应该通过某种中介才能介入到文学生态当中去。过去的现代文学研究中只有少量的会涉及到地域文学，当然地域文学跟文学地理学不是对等的理论层次，因为文学地理要大得多，深得多。缺少这种文学地理的整体性的把握，对于地域文学这类比较小的概念的理解也缺少支撑，不够厚重。 杨义的文学地理学的理念，特别是 “四个效应”，即文学地理学的“七巧板效应”、“剥洋葱头效应”、“树的效应”、“路的效应”这些命题，解决了过去很多我们感到困惑的问题。过去对区域文化是注意到了，但是对于区域文化的空间转移性关注得不够。由于缺少空间转移和流动的意识，我们对有些地理性的文化描述是很不充分的，比如说省港的问题，广州和香港，它有地域特色，但它主要是一个由文化流动感造成的区域。 另外非常有启发意义的，即使是地域性文化，也是多层面的，不能笼统地视为一体。左翼、海派，从地域上都跟上海有关，但是从文化层面上有所不同。甚至包括现代派，它也可能存在多种文化层面。上世纪40年代的陕北、解放区，它有文化区域的问题，也存在文化流动转移形成新区域性的特征。所以如果把文学地理学作为思潮、政治与文学形态、社团、流派、主题、艺术风格之间的一个中介物，就更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很多文学的生态。
(来源:光明日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