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核心价值观——对于理想信念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讲核心价值观从哪里讲起？很长一段时间，世界上存在着“中国威胁论”。如何才能消除“中国威胁论”？我认为，一方面，西方要放弃冷战思维；另一方面，我们要把握世界的精神脉动，找到着力点和突破口。几年前，我通过《光明日报》的“国内动态清样”，给中央领导写了个分析报告，提出这样一个观点，“大国博弈已经或正在进入以核心价值观为支点的时代”。

（一）关于博弈的理论

国家间博弈有三种形态：政治博弈、利益博弈和核心价值观博弈。

其一，政治博弈。上世纪90年代以前，形成了以美苏两大霸主为首的，两大政治集团的对峙。那个时候，国家交往看社会制度。“二战”结束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它对外援助协作，一个基本的考量标准就是看制度，社会主义制度国家被排除之外；资本主义制度国家则给予援助。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西方产生了“意识形态终结论”。现在，谈意识形态终结为时尚早，因为国家交往还是要关注社会制度，但已经出现弱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还是表面的变化，实际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

其二，利益博弈。国家交往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马克思主义认为，离开利益就会出丑，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但是仅拿着支票到世界去援助，是树不了形象的，搞不好就是爆发户形态，重要的还是要承担国际责任。比如，我国的外援行为，要提升到 “道义”的层面，而不仅仅是一种“利益”的存在。这才像大国，这才是大国崛起的制高点。

其三，核心价值观博弈。德国的默克尔、法国的萨科齐打出来的旗号就是价值观外交。我国的近邻日本，国会曾经搞过一个价值观外交委员会。甚至台湾地区的领导人马英九上台的时候，讲过“与大陆主要不是主权之争，而是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区别”。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凸显出来以后，对我们的挑战是很大的。因为相对而言，精神领域的调节力，西方比我国要丰富。西方有三大精神调节力——政治调节、宗教信仰调节、职业意识调节。而我国主要只有一个调节力，即政治调节。

1.宗教信仰调节。西方的宗教传统很浓厚、很深远。诗人但丁说过，西方有两个太阳，一个是政权，一个是神权。而我国历史上，宗教是经常被切断的，北魏、北周、唐代，曾经三度灭佛，加之后周的灭佛，四次灭佛。尤其是我国的宗教对灵魂的关照不够。在西方，你绝对不会看到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放在一个教堂里面去拜祭。当年摩西带着希伯莱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西奈沙漠搞了个清教运动，就是为了避免出现偶像崇拜而影响了虔诚度。而我国呢？在一座山上，儒、释、道可以都在里面，甚至到一个庙里面，你可以看到几个教在一起拜。为什么排它的宗教，在我们这儿却可以和谐共处呢？其根源在于功利性因素的作用。在我国，宗教满足的不是人的灵魂的需要，而是欲望的需要。比如说，想当官，我找谁拜一下；想赚钱，我找谁拜一下；想找个漂亮媳妇，我找谁拜一下。这一过程中，很清楚的是，我找谁拜，谁就得实现我的愿望；否则，下次就不找你了。对此，儒释道三家也是心知肚明，心照不宣。由此就出现了，我不行，没关系，隔壁还有一家行。可见，宗教在我国不是也不能成为现实主要的精神调节力。而且马克思主义认为，宗教是麻醉人的鸦片。所以中国不可能借助宗教的力量来调节社会。

2.职业意识调节。职业意识调节是伴随着工业化大生产运动而来的，是工业文明的成果。西方有几百年工业革命的历史，中国改革开放前主要是农业经济。新中国成立之初，共产党员是448万人，其中2.5%是工人出身，基本上都是农民出身。我国现实的工业发展很快。美国是自1897年以来，工业生产总量的全球老大，2010年我国工业生产总产量超过了美国。我国生产了全球工业生产总量的19.8%；美国是19.4%。但是仅仅30年，30年是产生不了职业精神的，因为精神是需要积淀的。长期以来，中国社会形成的官本位思想，不足以支撑我们忠实于自己的职业。所以在中国，职业精神远不足以调节我们的社会。

3.政治调节。由于我国宗教调节力和职业调节力的不足，我们就把精神调节力主要寄托于政治调节，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寄托，但这显然与国际政治深刻的变化不相适应。二元对峙的时候，阶级的对抗是你死我活的，正所谓“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这种情况下，要凝聚本政治集团的力量不困难。但核心价值观的博弈，内含着政治，外显的是文化。也就是说，在当前的情况下，以政治调节凝聚本集团的力量就没有那么容易了。这就需要我们随着时代的变化，在我们的精神领域找到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的核心价值观。

（二）和谐世界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第一，和谐世界。要实现世界和谐，就要沟通，要相互理解，相互包容，找到一个交流的切入点。当前我国在国际社会交往中面临的冲突很多，这与核心价值观有一定的关系。因为核心价值观影响的是制度的设计和权力的运行，进而影响到思维方式和话语体系。这个问题不解决，沟通起来就困难。举例来说，北京奥运会，我国搞圣火境外传递，其目的是要弘扬奥运精神，向世界展示一个开放的、强大的中国，结果欧美国家的反映，令我们出乎意外，基本上对此都在反对。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源自于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西方人认为，在世界奥运史上，只有两个国家，搞过圣火境外传递，一个是纳粹德国，搞了一个欧洲传递；另一个是军国主义的日本，搞了一个亚洲传递。这次，中国来一个世界传递，还告诉世界，中国强大了！什么意思？！由此，致使我国奥运圣火传递的过程中，屡屡遭受冲撞。还比如，中国政府访问团到美国访问，更愿意搞的是政府间的对等谈判，而不愿意到其国会、基金会、智囊团演讲。我们往往认为摆平了美国政府，就摆平了美国，其实，在三权分立制度下，政府权力有限，摆平了美国政府远不能摆平美国。再比如，西方政治理论把政党和政治家作了偏负面解读，再加上媒体的独立和天生监督政府的职能，因而政党和政治家一直在被骂中前进。我们是把政党和政治家与精神系统相联系的，认为批评多了，会削弱精神力量，因此不允许批评。这就出现了，我们天天骂美国等西方国家，他们也许并不太在意；而西方一个政客的批评，我们便可能受不了。因此，如果不能正确认识，认真把握，那说不到一块去，是必然的，更遑论深入沟通。

第二，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是多元的、包容的。随着我们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以及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价值系统发生了很大变化。革命党与执政党不一样，革命党是打破为主，而执政党是建设为主。社会结构的变化也影响很大，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是一元的经济结构——国营、集体经济，伴随的是一元的价值观，那时党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可以互替互代。比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既是党的，又是社会的。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经济结构变得多元，国营、民营、外资、混合经济。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结构变了，价值观肯定要变，再用党的核心价值观作为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就不灵了。必须找到主流价值观来引领，否则就会发生冲撞、导致紊乱。

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创立的“阶级仇、民族恨”的精神调节，随之也淡出了我们的话语系统，但是还没有找到替代的东西。当年，我们党采用“阶级仇、民族恨”的精神力量调动了强大的革命力量。比如井冈山时期。起初，我们打土豪、分田地，可是白天我们分给他，晚上他就送回去。因为儒家文化教育的是，别人的东西不能拿。我们看到这样做不行，就动员民众诉苦，挖穷根。老百姓认识到，原来我们是敌对的呀，原来你是剥削我的！那我干嘛不要呀？就这样，革命力量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搞了个“三大运动”，其中有个“诉苦运动”。当时，俘虏了上百万国民党军，怎么把他们变成革命战士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还是采用了诉苦的办法。一诉苦，发现，原来我们受苦是蒋介石国民党干的呀，于是就调转枪口打仗。所以一个“诉苦运动”解决了阶级关系，激化了阶级矛盾，同时获得了阶级力量。

而今天还能采取这个模式吗？不行。当今中国对抗性阶级已经消亡，代之的是阶层，利益划分发生了很大变化。这种情况下，再讲“阶级仇、民族恨”显然不行。

（三）提升价值追求是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中之重

只有提升价值追求，才能把握大国兴起的本质，避免以利益为评价尺度，以金钱谋求话语权。当今世界，我国除了谈利益、开支票，还能不能拿出更有价值的东西？如果拿得出，那么语言表达方式就是次要的，稍作调整，他人即能听懂且愿意听；如果拿不出，就会出现去年东盟论坛上的尴尬：“一个无比孤独的中国，处在闹市之中，看上去像个阔佬，大把撒钱给邻居，希望获得友谊，而邻居们并不领情，一边将钞票快速塞进怀里，一边转过头去与美国含情脉脉。”出现这样的尴尬，究竟是别人不领情，还是我国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再以中非论坛为例，自开坛以来，我们无比慷慨地送出一个个大礼包，这是否是最佳选择，也需要研究。至少以一国对一个国家集团，这给人的感觉是中国想当头，而当头的国家只有掏钱的份。尤其是一个人均国民收入排在百名左右的国家，大把掏钱援助一些人均收入超过我们的国家，看上去很美，但给人怪怪的感觉。为什么中国现在援助贫穷国家，也援助发达国家，掏出的是真金白银，收获的却是“中国威胁”、“经济侵略”，其中的原因不能不令我们反思。当今世界，仅仅有钱是不够的，海湾国家的富有让世界羡慕，但没有人敬佩。可以说，如果整个价值体系和话语系统仅仅处在利益层面，是很难真正服人的。

如果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国走向世界没问题，这样的实例很多。美国有一个家庭主妇，对中国的产品大量的销往美国，影响就业非常愤慨，于是高调宣称，一年之内，不买一件中国的产品，但坚持了半年，实在坚持不住，还要买中国的产品。说中国的工业产品影响世界，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中国的文化，远没有影响世界。我国跟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产品的进出口悬殊是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悬殊，就不讲品质，单从数量上讲，我们就差得远。现在世界有评价中国说，中国是进了瓷器店的大象，表面来看很柔和，并且还没有碰碎什么，但瓷器店的老板已经惴惴不安了，他担心大象的鼻子一甩一个罐子打碎了，一转身一片打倒了。中国为什么会令世界如此惶惶不安呢？关键是不知道中国人按什么套路出牌。

我们国防部长访问美国的时候，曾经提出，中国的军事力量比美国落后20年，中国没有力量挑战美国，本来是要善意表达，让美国无需紧张的意思，结果在美国网民中引起轩然大波，美国网民说，不在于中国能不能挑战美国，而在于中国为什么挑战美国。诸如此类，就是讲怎么解决思维方式差异的问题。当前，西方关注什么？关注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渗入一个民族血脉里面的，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根本价值追求。比如西方早期的核心价值观是“自由、平等、博爱”，目前是“民主、自由、人权”，北欧增加了“公正”和“互助”。核心价值观影响到制度设计和权力运行，进而影响到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西方人认为，中国人如果想要告诉世界自己的出牌套路，就请把自身的核心价值观告知世界。要构建和谐世界没有核心价值观是不行的。

另外，目前来看，中国人的物欲过强，这样下去是很危险的。我国的幸福指数比较低，在2010年世界幸福指数排名中，我国位列倒数前几名，一段时间中国的自杀率是世界平均数的2.3倍。幸福指数最高的地区是拉美，最高的国家是哥斯达黎加。这就告诉我们，金钱不是一切，它解决不了精神归宿的问题。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中国梦的实现，这些问题的根源都与我国的核心价值观直接相关。由此我们的文化强国建设，就是要解决怎么获得精神提升的问题。

历史一再证明，一种核心价值观的兴起和没落，背后反映的是一个民族、一个集团、一种文化的兴起和没落。所以失去核心价值观支撑的经济繁荣，短期可以，长期不行，因为核心价值观的缺失，最终导致的是精神危机，进而是社会危机。可见，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和我们的理想信念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根本性。

（据宣讲家网站报告录音整理 来源：《大讲堂》第7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