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梳理群体性事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原因和制度性困境，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及暴力化倾向，笔者以群体性事件的表现形式为类型标准，把群体性事件分为“暴力型”和“非暴力型”。第一类以贵州瓮安事件、甘肃陇南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等为代表，我们称之为“暴力型”。第二类以江苏启东事件、宁波PX事件、大连环境维权事件为代表，称之为“非暴力型”。通过对两类群体性事件比较，发现“暴力型”群体事件多发生在县城、郊区、农村区域，而“非暴力型”群体事件多发生在中心城市、较大型城市。于是，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什么“暴力型”群体性事件容易在农村区域发生？
　　农村区域为何易发“暴力型”群体性事件
　　其一，农村组织化程度低，相对缺乏公共理性。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尤其是农业税减免之后，农村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每况愈下，农民往往以原子化的个体存在，农村公共生活贫乏，致使农民缺乏公共理性。当农民的利益受到一些强势主体侵害时，更容易失去理性，使用“弱者的武器”。与此相反，在大城市往往存在一定数量的社会组织，居民表达利益的渠道也较多，网络平台、公共媒体、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都可能成为居民利益诉求的载体。如在厦门 PX事件中，就有“草根”组织、专家学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网络推手的积极介入，最终事件走向“理性化”解决。而在农村区域，农民遇到矛盾，可能会“无路可走”，常常铤而走险，以暴力维权。
　　其二，农村区域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农村区域中出现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结构失衡化、利益矛盾激烈化，缺乏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县域郊区往往存在一些失地农民、“三无”人员等边缘群体，生活相对贫困，心理处于失衡状态，一遇风吹草动，心中积郁的不满极易爆发，成为无直接利益冲突的积极参与者，容易演化为“社会泄愤型”群体性事件，出现“暴力”。以瓮安事件为例，原本是普通的“维权”事件，但由于一些对社会有怨愤的失地农民、失业工人、上访群体的加入，最后发生影响极其恶劣的“暴力型”群体性事件。
　　其三，农村社会利益主体的诉求渠道单一。随着农村社会的日益分化，居民多元利益格局中数量巨大、种类繁多、彼此冲突的“局部性”利益和“个性化”主张都需要诉求、表达。而受现行政治体制、社会体制和行政体制的限制，多元化的利益诉求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不能得到尊重、重视和回应，导致农民不得不采用更加激烈的诉求方式来维权，以期引起上级政府、公共媒体、社会公众的关注和重视，用较低的成本维护自己的权益。
　　其四，农村区域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较弱。农村区域的基层政府处于整个体制的末端，长期的“压力型体制”和“传统行政惯性”弱化了基层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干群之间缺乏信任、沟通和互动。对基层维稳，政府要么是“压制性”的维稳，采取“搞定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的态度，要么是“妥协性”的维稳，花钱买太平，一味妥协退让，回避矛盾，得过且过，对农村区域的社会矛盾缺乏必要的预警、预防、化解、处置群体性事件的机制，严重影响基层党委、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