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暴力型”群体性事件的路径
　　其一，推进基层民主的广度和深度。农村区域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及其暴力化倾向，充分说明深化基层民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要大力发展农村基层民主，拓展利益诉求的渠道，提高农民利益诉求的能力，尤其是推进农村“增量民主”，培育农民的民主意识、民主技能和公共精神，引导农民群体理性诉求利益。当前，应进一步落实农村基层社区自治机制，切实维护农民的民主权利、权益，同时，积极发挥农村行业协会、老年协会、农民专业合作社、志愿组织等社区组织的作用，构建社区型协商民主的组织化平台，让农民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时有更多的组织来反映诉求。
　　其二，提高农村社会组织化水平。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背后都存在着农民与政府之间信息不对称的困境，有效充分权威的信息不能在农民、基层政府之间沟通，导致农民在群体性事件中采取暴力行为。应积极培育农村社会组织，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水平，构建社会组织在协调基层政府与农民关系的制度化平台。比如在云南孟连事件中，如果冲突双方都有自己的社会组织，假设是胶农协会和橡胶企业协会，那么在胶农与橡胶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双方可以通过各自的组织进行沟通协调，作为组织化的主体，双方的行为可能会较理性，矛盾的关键点也很好疏通，降低了双方的沟通成本和信息成本，有效避免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和暴力化倾向。
　　其三，加快基层政府治理的转型。基层政府要切实由“管理型政府”向“有限政府、法治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转变，提高公共管理的能力和水平。建立有限政府，使政府从不该涉入的领域中退出来，应在政府服务、法律维持、环境培育和社会治安等领域大展手脚。可以尝试委托执法、购买服务的方式，将一些公共事业管理权委托给自治组织、社区组织，既能节约基层政府的运行成本，又可以遏制基层政府的权力寻租、出租，提高基层公共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加强与农民、社区组织、公益团体和农民合作组织的沟通、互动，努力做到“民之所呼，我之所应”，争取将矛盾发现在基层、化解在基层、处置在基层。如在甘肃陇南事件中，政府作出市行政中心搬迁的决定后，可以先和相关的自治组织、利益群体进行沟通，把市行政中心搬迁的原因、要求及相关善后政策进行通报，倾听他们的意见，听取他们的心声，争取他们的支持和理解，或许类似的“陇南事件”就不会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