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以政府向社会放权为重点深化社会体制改革。从现实看，社会管理创新实质是政府管理的创新。面对着社会利益主体与利益诉求多元化的趋势，尤其是进入微博时代，以行政管控为主的社会管理方式不仅难以实现社会稳定和谐，还容易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这就需要政府主动向社会放权，以更好地发挥社会力量在管理社会事务中的作用。（1）在公共服务领域向社会公益组织放权，调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公共服务供给；（2）加快官办社会组织、传统事业机构的“去行政化”改革，由此走出一条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有机结合的新路子；（3）建立利益协商对话机制，加强政府与社会的有效沟通，并使之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公共产品；（4）构建社会和谐稳定长效的机制，重在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建议尽快制定并出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国家规划和具体行动计划。

3. 把优化权力结构作为行政体制的重点。这些年，一再强调政府职能转变，为什么仍不到位？关键在于受权力结构不合理的掣肘。深化政府机构改革，要按照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目标要求，把重点放在优化权力结构上。（1）建立以大部门制为重点的行政决策系统。着力解决行政决策权既过于集中又过于分散的问题，强化各个部委的决策主体职能，以提高决策效率和质量。（2）建立法定化、专业化的行政执行系统。建议结合事业机构改革，尽快提出行政执行系统建设的总体方案。（3）建立权威性的行政监督系统。如何超脱于决策权和执行权，独立实施有效的行政监督，需要提出总体设计以尽快破题。

4. 把全面推进政务公开作为政府自身建设的重大任务。“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关键在于全面推进权力运行的公开化：（1）抓紧出台政务公开、财政公开、司法公开的具体方案；（2）强化司法监督、媒体监督、公众监督，实现权力制约权力和社会监督权力的有机结合；（3）尽快制定本届政府降低行政成本的行动计划，建议把行政成本占比逐年下降作为政府工作的约束性指标。

十八大后改革的时间与空间约束明显增强。“改革与危机赛跑”不是危言耸听。面对改革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改革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和综合协调。尽快建立一个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构，加强对全面改革的组织和协调，其现实性、重要性、迫切性不亚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人民网记者李晓明独家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