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屁股底下一座楼”，这是民众对公车的形象比喻。据财政部2011年年初公布的数据，目前我国每年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增长率在20%以上，年公务用车消费支出超过1000亿元。研究公车改革问题已有10年的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近年来的数轮公车改革收效甚微，首先是因为政策较宽松。如，2011年颁布的《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配备使用管理办法》只泛泛地对各级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的配备使用管理作出规定，非但没有遏制滥用势头，反而对公车使用合理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竹立家认为，取消公车是世界各国公务用车先进经验的共同点。“我在日本考察时看到，某市仅20辆公车，由公车管理办公室统一管理，公务员提前通过电话电脑预约，这样不会造成浪费。”据悉，目前我国各地公车改革试点，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模式：一是货币化改革，发放车贴补助；二是集中化改革，即把各单位分散管理的车集中到一个部门统一管理；三是规范化改革，即通过单车核算、节假日封存、安装GPS等方式加强监控与管理。

“应该说，这三种模式积累了一些经验，但都不是十全十美。”叶青认为，首先应取消副省级(含)以下干部配车。“名义上副省级以上干部有专车，副省级以下干部只有工作用车，但如果领导每天都用这部工作用车，它就是专车。界限划分不清楚是目前公车制度的最大漏洞，导致全国各地不同级别的很多官员都拥有实质上的专车。”

这也是为什么伍皓公布公车牌号反而遭到质疑的原因。对于公众来说，公车几乎就等于专车，而伍皓之所以“躺着中枪”，也表明了公众对于公车长久以来累积的不满。对此，伍皓回应称，这不是“专车”是“公车”，主动公布车牌是“微改革”。如果全国每个地方、每个部门、每个单位都能坚持“微改革”，就可能汇成改革的最强音。

“伍皓及其所在的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州委的‘微改革’，是值得肯定的。”业内人士认为，取消受质疑的领导专车，改为公务用车，并公示车辆牌照，设市民监督小组，接受群众监督，这些举措比起某些地方隔靴搔痒似的非强制性规定，不失为一种进步。现在，公车私用现象愈演愈烈，民众多有怨言，已经到了不得不改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伍皓主动公布自己的公务用车车牌，为公众提供了一条明确的监督渠道，实质上是对个人权利的一种自我限制，理应得到大家的理解和支持。

治理车轮上的腐败，我们呼吁出现更多的伍皓，当然，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改变工作作风、扎实有效地推进节约型社会是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