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些共同特征可以看出，各地在构建新型农业社会化科技服务组织过程中，主动借鉴、吸收了美国、欧盟、日本等相关组织的做法和经验，强化政府引导，运用市场机制，优化要素配置，实施农科教、产学研紧密结合，积极培育多元化科技服务主体，激励企业成为经营性服务主体，初步探索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社会化科技服务道路。

记者：要把这些新型农业社会化科技服务体系更深更广地推进下去，还面临哪些困难和问题？

张来武：主要问题有四个。

一是观念认识存在误区。普遍认为原有的农业推广体系是农业科技服务体系的“正规军”，而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科技特派员”、“大学推广模式”等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仅是“补充”。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新型农业社会化科技服务主体的健康、快速、持续发展，与20世纪90年代民营企业发展所遇到的境遇十分相似。

二是体制机制束缚明显。新型农业社会化科技服务组织法律地位不明确，与传统农技服务主体的地位不平等，服务功能与职责也不匹配。如社会服务是大学四大功能之一，但无这方面的编制和稳定的经费渠道，政府也没有将大学的社会服务纳入考核指标。

三是体系结构有待完善。目前，大学推广模式、科技特派员等新型服务模式尚处于探索和起步阶段，服务还主要集中在农业的某些方面或某个环节，在形成覆盖全产业链和全方位的服务体系方面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是资金支持渠道不稳。科技特派员、大学推广模式、科技服务超市等新型农业社会化科技服务缺少政府财政稳定、持续的支持。2010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拥有科技特派员发展到5670人，但当年区政府资助的金额仅有1000万元，人均不到1800元。在大学推广模式中，除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每年能够得到2000万元的专项推广经费支持外，其他农业大学即使从事公益性的推广工作，也仅能依靠“化缘”得到地方政府的少量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