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事实不再是客观的，而是科学家群体的共识。在近代自然科学时代，科学事实完全客观，既是提出新理论、摒弃旧理论的依据，也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基石。在当代自然科学的研究中，科学事实中包含的人文因素变得越来越突出。科学事实的发现不再是不受科学理论与科学家背景知识支配的价值无涉的过程。科学事实的获取不再只是对科学实验中出现的数据与图表的简单描述，而是包括了一系列必要的论证与分析技巧。可以这样说，一种实验现象或观察结果，能否成为一个科学事实，不仅与实验背景相关，而且与科学家的共识相关。在现实的科学活动中，随着研究对象的制备特征越来越明显，科学理论不再是通过经验归纳所形成的，而是基于有限的科学事实进行理性的逻辑构造的产物。这时的科学事实既不是提出科学理论的直接出发点，也不是选择科学理论的唯一依据，而只是对科学理论的一种辩护性因素。在科学理论的提出过程中，科学合作与科学争论变得与科学事实的发现一样重要。这一时期，科学发现被认为并不客观。
　　科学发现究竟是否客观？我们需要带着这一问题，亲自跟踪考察科学家的实验室，从“局外人”的角度看看“科学发现”究竟是怎样“制造”出来的。在神经生物学家的实验室里，科学家从外部输入动物、化学试剂、能量和信息，经过中间的各种机器、仪器和人员的组合，输出的是科学事实和科学论文，提出科学理论。我们看到，实验室里的所有活动，例如，宰杀动物、组合仪器设备、合成特殊试剂、分析化验、测量计算、写作讨论甚至秘书工作，都是为了作出科学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实验室里的研究对象、仪器、设备及科学家等各个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各个要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其中既包括研究对象和仪器设备那样的自然因素，也包括像对仪器的操作和结果的解读那样的社会因素。我们看到，科学发现是科学家在解读实验现象或观察记录的过程中发明出来的，它既不是对自然界的纯粹客观的反映，也不是完全抛开研究对象，由科学家随意想象和编造出来的，而是在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基础上形成的。
　　那么，科学家在作出科学发现的过程中，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分别起什么样的作用呢？科学发现是科学家思维创新的结果，这就必然涉及科学家的科学素养、人文素质、性格特征等复杂的个人因素。正所谓“理论背景不同，所观察到的现象不同”，但这并不意味着科学发现毫无规律性可循，科学发现在科学发展总进程中是必然的，合乎规律的。因此，在科学发现的形成、确立过程中，社会因素仅仅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或延缓科学发现，并不起决定作用；与社会因素相反，自然因素在科学发现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是因为科学发现的内容源于自然，而不能源于科学家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关系，科学家的个人因素和社会关系只会影响科学发现的获得、呈现以及科学家接受科学事实和提出科学理论的方式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