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唐太宗李世民刚当皇帝不久，就遇到一件棘手的“带刀案”。那一天，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奉召进宫，忘了解下腰间佩刀便进入东上阁，当时看守宫门的校尉也未察觉。直到长孙无忌参见完毕，告退，出了阁门，返回至宫门口，监门校尉这才发觉长孙大人是带着刀见过皇上。这可犯了皇家大忌，“按律当斩”啊，校尉知道捅了天大的娄子，不敢隐瞒，即刻报告有关部门。
　　长孙无忌不但是开国元勋，位极人臣，又是太宗的大舅子，皇亲国戚，这事出在他的身上，就不太好办。尚书右仆射封德彝惯会迎合苟容，他揣摩皇帝的心思说：“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认为守门武官失察，是为失职，罪该处死；而长孙无忌身为重臣，为人表率，却粗心大意，忘记法度，“误带刀入”，应处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
　　南宋郑克在《折狱龟鉴》里述及封德彝的论断时，有一句“无忌赎”的话，显然，这位封先生不是不懂法，而是对长孙无忌这样的皇亲显宦采取了“罚铜赎罪”的对策，即以罚代刑，以罚减罪。他心里明白，对于长孙无忌这样的高层人物，“罚铜二十斤”不过是小菜一碟；至于两年徒刑，执行起来也不乏周旋的余地。君不见，死刑尚且可以缓刑，无期可以有期，何况还有监外执行、因病假释等等补救措施？而那个倒霉的校尉，不过是个地位卑微的无名小卒，怎能与王公大臣相提并论？也就只能被封先生当作秉公执法的标本了。封德彝发表如此高见，自是为了让皇上满意。果然，“太宗从之”，完全同意他的裁断。
　　然而，大理寺少卿戴胄，却据法反驳道：“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两人犯了同样的过失，依大唐法律皆为死罪，怎么可以判决畸轻畸重呢？戴胄接着又说：“陛下如果考虑长孙无忌的功劳，不治他的重罪，臣当然听候圣上裁定；但这绝非司法机关量刑的依据，如果应该依据法制，那么对无忌罚铜，就是用法失当。”
　　戴胄很会拿法来说事，哪怕你官高爵显，功劳再大，如果犯了法，同样要依法追究，罚当其罪。此刻，他的一番辩驳，实际上就是在考验唐太宗：看你是选择开私恩还是奉公法？话说到这个份上，李世民不得不摆出公正的姿态，搪塞道：“法律不是我一个人的法律，乃是国家的法律，怎能因为长孙无忌是皇亲，就可以徇私枉法呢？”遂命再议定处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