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子重审，封德彝大概已猜透了太宗的心思，仍然坚持原先的意见，果然，太宗“将从其议”，准备批准他的判处。然而，戴胄又反驳道：“校尉缘无忌以致罪，法当轻；若皆过误，不当独死。”守门武官是因为长孙无忌才犯了罪，依法应当从轻判处；如果都有过错，那也不该判他一人死罪呀。戴胄这话暗藏机锋，充满了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言下之意是，两人同罪同罚，要死都死，要活都活，看你选择哪一种？想必戴胄也明白李世民要放长孙一马，搞点特殊优待政策，所以，他出于公正之心，才为校尉仗义执言，争取司法的公平。
　　说到最后，戴胄“敢以固请”，坚决请求太宗“收回成命”，这种铁面无私、锲而不舍地追求公正的执法精神，多么可贵。正因为有了他的二度交锋，据法力辩，才促使李世民回心转意，对贵贱亲疏一视同仁，作出明智的决定。终于，“太宗乃免校尉之死”，涉案二人都得到从轻发落，此案得到公正解决。
　　这件案子的审理过程实在耐人寻味。唐太宗由偏私到公正，尽管显得颇为被动，但作为一个拥有生杀予夺之权的帝王，他终于能够接受别人的劝诫，纠正错判，不能不说是公正的。然而，如果依照唐律（暂不说它是否合理），长孙无忌带刀上殿，校尉不觉，本该一同处斩，现在仅因为皇帝要保住皇亲兼高干的长孙无忌的脑袋，同时又不得不顾忌司法公正的面子，才使得校尉搭上长孙无忌的救命车，侥幸地捡回了一条小命。所以，这个公正是相对的、有限的，仍是权力和私情在法律中的双重发酵、双重干预的结果。
　　君主专制下的“法治”，往往受到君主权力、情感的节制和影响。皇帝一念之间就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死荣辱，因此，出现权大于法、以情代法的现象，毫不足怪。在皇权大于天的人治环境下，由于领导者的权力干预，阿私取容者的说项，以及关系网的干扰，司法人员把持不住天平，势必徇情枉法、营私舞弊、判决不公，真正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司法公正，实在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