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人类无边文化谱系的横坐标上，政治文化仅指涉政治生活范畴。而在政治学的纵坐标上，它是政治学领域里面行为主义政治学这个次级连环中的十个又次级连环之一，是政治学发展史上后行为主义实证政治学时代的产物；中西方特别是欧洲早期思想家关于民族性或国民性的推测研究、社会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人类学，欧洲的社会学以及民意调查和数据分析等手段的日臻完善是政治文化方法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文章还着重对围绕这个研究路径在国外所形成的四个主要流派和国内从1987年以来产生的四种不同观点进行了综合归纳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相关概念的认识和理解。

一、政治文化研究的坐标位置

政治文化是政治学的一个研究方法，认识和把握这种方法首先需要从文化学的横坐标和政治学的纵坐标上来标定它的确切方位，这是建立政治文化清晰概念的必要步骤。

文化是一个海洋。人类迄今的过程，就是文化的过程。经过生生不息，代代相传的积累，人类文化早就是一个丰富多彩的谱系。我们有按照地域划分的文化，比如国际文化、国别文化、区域文化、民族文化等；我们有按照生活来区分的文化，比如饮食文化、服饰文化、娱乐文化、居住文化、社交文化等；我们还有按照行业和专业来区分的文化，比如建筑文化、旅游文化、渔业文化、环境文化、农业文化、企业文化、商业文化、管理文化、行政文化、经济文化、法律文化、教育文化、语言文化、艺术文化、科技文化、宗教文化等； 诸如此类，可以说不胜枚举。本文论及的“政治文化”仅仅是这个无边谱系上的一个“色带”或方面，它所指涉的只是政治生活领域，专以与政治过程有关者现象为限。所以在人类文化的海洋中政治文化仅对应一个狭小范围。

透过不同的研究视角，人们往往会得到不同的“文化”概括：在哲学的角度，文化就是心灵的哲学或修养；在艺术的角度，文化就是所有艺术的总称；在教育学的角度，文化就是习得的行为；在心理学的角度，文化就是学习和追求完美；在历史学的角度，文化就是过去时代的遗产；在生态学的角度，文化就是人类同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手段；在人类学的角度，文化就是整个生活的方式；在社会学的角度，文化就是一个社会所流行的观念意识、价值传统和行为选择。而“政治文化”则是人们从政治学的角度所获得的一种文化。按照政治文化研究之开先河者阿尔蒙德（Gabriel A. Almond）的说法，此文化是指每一种政治制度得以存在的价值依托。

那么，在政治学的纵坐标上，政治文化处于怎样的位置呢？这要从政治学的研究历程来说。回顾世界政治学的发展，大概应当划分为如下时期：

第一是古典时期（？-1850）。由于难以在哲学和政治学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限，这个时期实际是哲学政治学的阶段。从希腊时代的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到中世纪的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阿奎那(T. Aquinas)，以至近世的马基亚维利(N. Machiavelli)、霍布斯(T. Hobbes)、洛克(J. Locke)等人，都是多才多能的哲人。这个时期的政治学多夹杂于伦理道德命题之中，在方法论上主赖于演绎和解释。其所倾注者主要为政治标准或规范（normative）的探讨，即应然的问题，而不是政治的实然问题。

第二是制度时期（1850-1900）。这50年间，政治学逐渐脱离伦理道德哲学，开始采用历史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集焦点于描述彼时之政治制度与过程，法律文件与宪法规约成为主要的资料基础。在欧美一些大学中，政治学逐渐被赋予特定的研究领域，成为独立的学系。而在方法上的描述性（descriptive）为其研究的主要特色。

第三是过渡时期（1900-1923）。由于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发展，政治学界在上世纪初开始重视观察、调查和数量方法的研究价值，尤其是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些做法逐渐成为政治学工作者应用于研究的方法。在这一阶段，影响了政治学方向的因素：其一是对制度研究途径的批判，认为描述性的研究不足以揭示政治现象的真实；其二是实用主义（pragmatism）与符号互动（symbolic interaction）论的影响，前者认为观念与行动只能用结果来判断，因此政治学者应当创造一种分析方法，把政治模式和政治实务的实际结果和对其意识形态的辩护做明晰区分；而后者主张，对人性与人类行为的问题应当采取经验和实验的方法来探讨。特别是在1908年两本重要政治学著作的出版，不约而同地对传统政治学的研究方法表示异议。英国学者华莱士（Graham Wallas）在《政治中的人性》（Human Nature in Politics）中批评，几乎所有研究政治的学者都在分析政治制度而避免对人的分析；美国学者本特莱（Authur F. Bentley）在《政府的过程》（The Process of Government）也抨击当时的政治学是一种死的东西，只对政府机构的表面特征作形式的研究而不能探究其所以然。正是这些因素的激荡，促使政治学发生了转向。

第四是行为主义时期（1923-1969）。一方面是作为对上述批评的回应，另一方面也是对于自然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尝试，在上世纪的20年代，美国政治学家梅利安（Charles E. Merriam）与他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共同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这个为后人所称的“芝加哥学派”（Chicago School）成为行为主义政治学当之无愧的先锋。他们呼吁政治学研究应当合乎科学的要求，号召借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和统计学的知识和方法作为政治学的参考工具，鼓励政治学工作者走出图书馆，多做一些实地考察（field work），以弥补传统档案资料的不足，并坚决主张在政治分析中理论与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ies）的互依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