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政治文化研究的由来

对于文化或政治文化与社会样态间关系的关注，并非今日才有。无论是中国的孔孟诸子先人，还是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是近代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Rousseau）、都在此留下过珠玑之论。古希腊诗人平德尔（Pindar）说：“惯例和习俗是一切的主宰”。[2]亚里士多德说：“同某些目的相符的（全邦公众的政治）性格（情操）原来为当初建立政体的动因，亦即为随后维护这个政体的实力。平民主义的性格创立了平民政体并维护着平民政体；寡头主义的性格创立了寡头政体并维护着寡头政体；政体随人民性格的高下而有异，必须其性格较高而后可以缔造较高的政治制度。” [3] 18世纪英国的政治学家伯克（Edmund Burke）则说，构成社会的关系整体最终依赖于组成这个整体的个人的习惯性反应。习惯要比那些自觉遵守的规则或道德信条更为可靠。[4]此后还有托克维尔（Tocqueville）、戴西（Albert V. Dicey）、白哲特（Walter Bagehot）等人也都认定一种被概括为“民族性”或“国民性”的东西对一种政治体系的运行状态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政治文化方法除了受到早期思想家关于民族性或国民性的一系列假设前提和推测研究的启示外，这种研究途径更主要受到如下学术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的滋养：

⑴ 社会心理学和精神分析人类学，特别是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及其弟子们的精神分析工作，和人类学家B.马林诺夫斯基（B. Malinowski）、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著作观点。[5]以整体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人类学者，采取进入某一社区实地考察的方法，对当地人群的行为模式和主观选择意向作系统的整理推演，以解释和预测社会的持续和变动趋势，所获得的结论，往往更具有实证性基础。此对于政治学界的人氏来讲，乃具有一定的启迪性和诱惑性。

⑵ 以韦伯（Max Weber）、帕森斯（T. Parsons）、帕累托（Vilfredo Pareto）、杜克海姆（Emile Durkheim）的研究为代表的欧洲社会学。对于政治文化研究的建设来说，在欧洲社会学人之中韦伯显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尤其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中国的宗教》两种著作中，韦伯着力剖析价值观念对社会制度演变的直接关联，提出了宗教和价值观对经济和政治制度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结论。此种理论在美国的帕森斯那里得到进一步阐释与发展。他的理论架构比如角色分析、模型变项（Pattern Variables）分析、行动理论、系统理论，都可以说是以价值和主观因素作为底衬的。他一再主张，在研究社会体系时，一方面要详细观察外在行为的模式及其后果（即结构与功能），另一方面又须注意引导并维持行为模式的思维取向、感情和价值标准。[6]据此前提，一个社会体系可以被分为两个密切相关但可以抽象地予以分开的横断面：一个是由各不同社会角色和机构的相互关系所交织而成的社会体系，另一个则是由各种相关的信念和价值所构成的文化体系。[7]结果是明显的。伊斯顿（David Easton）在50年代倡议引入体系结构以研究政治生活，然后是十之八九的同代学者先后接受“体系”的观点，并且颇为自然地沿着帕森斯的引领，从结构功能分析逐步走向文化的层面。在《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一书中，伊斯顿就增加了有关文化因素的内容。[8]

⑶ 民意调查和数据分析等研究手段的日臻完善。上述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的发展只是部分解释了政治文化出现的机遇，而调查研究技术的出现才是更直接的推动因素。这项工作在政治研究中的应用，使在大规模范围内进行民意调查获取代表性资料成为可能；访谈方法的应用保证了调查资料的可靠；量表技术和统计分析的不断成熟，为整理归纳调查资料、提炼具有实质价值的数据并进而获取客观性结论，提供了条件。民意调查开始于1920年前后。芝加哥大学的梅利安教授与其同事对本城市一些选民不参加投票的原因进行的调查可算是这方面工作的拓荒。